彩照塞滿了整本相簿，歌詞手抄本上的字型比作業本上還要工整。

雖然其間也短暫地迷戀過古天樂、謝霆鋒等英俊小生，但張信哲始終牢牢佔據著頭號偶像的位置。1998年為了看張信哲北京演唱會，我被姑媽以糟蹋錢為名在院子裡大罵一頓，倔強的淚水始終含在眼眶裡，掉不下來。那場演唱會，十一歲的我在嘈雜的人群中一字不差地跟唱了阿哲的每一首歌，不哭不叫不吵不鬧，靜靜地注視著舞臺上那個渺小的背影，不管他換得衣服是不是合身，不管他和女藝員熱辣的舞蹈是不是協調，不管他的小提琴是不是音準，我都堅定不移忠貞不貳地在心底跟自己說：阿哲，你會是我一輩子的偶像！

後來，我得到獨家訊息，在崑崙飯店的側門守到了張信哲，爸爸推我衝過去索要簽名，我的腳下卻像釘了釘子一樣一動不動，目送偶像談笑風生地進入飯店。

再後來，我看了張信哲在北京的所有演唱會，從最便宜的學生票到媒體工作證的記者專席。

再再後來，我有半隻腳踏進了娛樂圈，在光線傳媒的錄製現場坐在兩米遠的距離看著偶像，簽了專輯和海報，卻發現阿哲臉上的皺紋越來越深，龐雜的娛樂圈裡，一個四十歲的唱情歌的男人開始顯得有些力不從心，當有記者提問加盟海蝶音樂成為林俊杰、阿杜的師弟以後有什麼感想，年輕的經紀人立刻跳出來說這個問題不許問，阿哲無奈地笑了笑，身不由己。

專輯依然會買，新聞依然會看，卻發現怎麼也記不住新專輯裡的曲名和歌詞了，原來心裡有些執著的感情隨著年齡的增長不知不覺地溶解掉了。

曾經，偶像就是你會為他心甘情願啃一個月饅頭的人，就是你為他跟小夥伴們爭執得面紅耳赤的人，就是你把他的照片藏在枕頭下，每天在筆記本上模仿簽名的人。可等我們長大了，再也沒有人讓我們如此魂牽夢繞，所以我們再也沒有了偶像。

1998年，我有了第一件白色花邊襯衫和淺藍色的牛仔褲，我以為嚴絲合縫地包裹起來就是成熟，可放眼望去大街上的姑娘們開始露著大胳膊，光著大後背穿吊帶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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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當爸爸有了呼機，叔叔有了手機的時候，別人的爸爸和叔叔有了“商務通”，我才發現自己家總是跟不上科技發展的步伐。

1998年，沒心沒肺還有點腦殘體的還珠格格紅透了大江南北，班上有個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拍拍胸脯說能幫大家要到趙薇、蘇有朋、林心如的簽名，於是我們都遞上了最漂亮的本子，收穫了龍飛鳳舞的簽名若干。但後來，我們根據雜誌上的字跡比對，一致鑑定簽名是假的！

1998年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家的大雜院牆壁被油漆劃出了一個大大的圈，上面斬釘截鐵地寫了一個字“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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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

我用“多事之秋”來形容一九九九年。

我有幸親眼見證了共和國五十年大慶的盛大景象，由於是通向天安門的必經之道，所以很多個日夜，我家成了戒嚴的重點地區。

偶爾會有參加慶典的花車和人群經過家門，但更多的時候，院前那條寬闊的馬路空無一人，只有零星幾輛特殊牌照的車以極快的速度疾駛而過。空曠的馬路頓時成了我一個人的天堂，翻出落滿塵土的風箏，我在馬路上歡快地馳騁，撒丫子地跑，再沒有熙攘的人群，也沒有刺耳的車笛，明亮的街燈只為我一個人閃耀，躲開了媽媽喋喋不休的嘮叨和爸爸不苟言笑的神情，遠離條條框框的成長法則，我第一次嚐到了自由的滋味。

十年後，那場盛大慶典的內容已記不大清，可當二十歲的我置身於更多規矩框架的束縛中時，會永遠記得那份自由的難得可貴。

1999年某個月黑風高的夜裡，全院子的男女老少都湊在一張海報前，鼻尖恨不得杵在牆上，仔細琢磨著字裡行間的意思。

那是一張拆遷通知，我家趕上了取消福利分房前最後一趟末班車。

沒幾天，家裡那些老死不相往來的親戚們都聚集在我狹小的家裡，表情嚴肅地商討著怎麼用最小的面積換來最大的房子。這些在春節時才能湊在一起說些不鹹不淡話的三姑六婆們第一次齊心協力統一口徑做好與拆遷辦打持久戰的準備。恨不得把家裡所有的戶口本都撕開鋪在這間十二平米的小房子上，哪怕是第一次邁進這間小房子，也要靠它分得一杯殘羹冷炙。

輩分最小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抽著煙，外姓的媽媽根本沒有插嘴的權利，不知所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