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就按照慣例接連上疏，表示要回鄉守制。但是，奏本里卻另有文章。他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後又說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報答皇恩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

這等於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為你做超越常規的事。《明神宗實錄》的作者在記錄這件事時，也忍不住議論了一句；“觀此，而奪情之本謀盡露矣！”

此後，萬曆皇帝與張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讓的俗套戲，張居正便不再堅持要回鄉，而於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讓司禮監的太監魏朝隨張居正的兒子回江陵奔喪，張居正提出，過了“七七”之後，自己不隨朝議事，不參加朝廷慶典，只赴閣辦公，並且不穿紅色官服。

張居正為表示孝心，還提出守制期間，不領工資。萬曆就特批每月由有關衙門給張家送油鹽柴米聊補困境。最荒唐的是，還讓光祿寺每天送去酒飯一桌（也不怕麻煩）。算下來比領工資還合算了。

君臣兩個自以為戲演得差不多了，於祖制、於輿論，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們全想不到，這把戲怎能瞞得過人？

反對奪情的官員立刻發起攻擊，且來勢兇猛，這是萬曆和張居正事前絕想不到的。

次第上陣掄開了大斧的，有四個：翰林院的編修吳中行和檢討趙用賢，刑部的員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這兩位，恰又是張居正的門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張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後，吳中行首先向老師發難。他的奏疏寫得相當煽情，從人倫大義上對張居正施壓。他說：元輔晝夜為公操勞，父子相別十九年。這期間，兒子的身體由壯而強，由強變衰，父親由衰成頭白，由頭白成蒼老，音容相隔開。現在父親逝於千里之外，卻不得臨穴一哭，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奪情”置於輿論的拷問之下，暗示這裡面君臣之間恐怕是有交易。他說：皇上之必須要留，和元輔之不能走，原因在哪裡，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訴庸俗人等的。但是市井匹夫，說什麼的都有，怎麼想的也都有，你怎麼能讓這裡面的重要意義家喻戶曉，從而讓大家閉嘴呢？

吳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遞上後，又把副本給了張居正一份，表示此舉是出以公心。

張居正看了題目，不禁愕然，問：“奏本送進去了嗎？”

吳中行說：“不送進去，我是不能跟您說的。”

次日，趙用賢上疏，用語極其刁鑽，說首輔既然能為君臣之義效忠數年，所以就不能為父子之情少盡責任義務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許首輔回鄉守孝，難道是想讓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為嗎？

這兩人，都建議張居正趕快丁憂，過段時間再由皇上開恩召回，此為上策。

如果說，兩位門生還留了一些情面，那麼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聯名上疏，則完全撕破了臉皮。他們意在逼迫張居正交出權力，徹底下臺。他們說：張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顏就列，遇到國家大典，是參加還是不參加？不參加吧，於君臣大義不合；參加吧，於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時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處？陛下要留張居正，動不動就說為了社稷，那麼社稷所重，莫過於綱常。元輔大人乃綱常之表，綱常不顧，安能顧社稷！

他們還公開指責張居正奪情違反道德，“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說他擅權無異於“宰相天子”；說他行為有類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學卻遠不如，說他是“愎諫誤國，媚閹欺君”……

吳中行等人的奏疏雖然上去，但其實是壓在了馮保手裡，他留中幾日未發，讓張居正先擬旨批駁。

張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當政五年後，居然朝中有人對他如此切齒，看完奏疏後，火冒三丈！隨後與馮保商議，如若姑息，則後果難料，必須以嚴厲手段壓下這個勢頭。

最後決定，對他們幾個人的處置，是要廷杖和充軍。

風聲傳出，各路官員大驚，紛紛展開援救。禮部尚書馬自強知道事情要鬧大了，憂心忡忡，親自出面為吳中行等人疏通。

張居正此時已經鐵了心，面對老馬的喋喋不休，他起先良久不語，忽而對老馬跪下，以一手捻鬚，高聲懇求：“公饒我！公饒我！”

首輔失態若此，老馬心知事已不可為。於是仰天長嘆一聲，走了。

翰林院掌院學士（院長）王錫爵，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