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死了，因為心先死了！”

陳瓚果然不久後病歿，因為這件事情後來遭人議論，在史冊上留下汙名（《萬曆野獲編》）。

萬曆一開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詔表示了慰問，並未提及“保留”。

張居正此時心態非常複雜，如果奪情，與他一貫提倡的堅守祖制不符。如果去職，一切改革事宜，都還在開闢階段，反對勢力之大，不可小看。離職三年，將會發生什麼，實難以預測。幾天裡，他只是在錯愕不定中度過。

到了十月上旬，萬曆才醒悟過來，他哪裡離得開張先生？於是公開表態支援奪情，宣諭吏部，準張居正過了“七七”喪期之後，便照舊入閣辦事。同時又賜張居正辦喪事的香燭等用品數以百計。

張居正這一方的人，更是高度關注事態發展。首先馮保就不願意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離開。在聞訃之後，馬上就和張居正進行過密謀。

奪情倡議一起，馮保立作呼應。二更天時，諸臣的“保留”疏從宮門遞進，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從宮中傳出來了，不可謂不快！

據說，司禮監隨堂太監將皇上給的禮品專程送到張府，並將馮公公的密囑附耳告訴張居正。一天裡，小太監來傳話的絡繹不絕。

張居正在喪中，因驚悸悲傷臥倒在床，勉強起來叩謝，說：“我的腦袋全賴馮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張居正的親信、戶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識到問題的舉足輕重，索性捅開窗戶紙，建議張居正奪情以保住權力。

馮保當然是不遺餘力，在太后和萬曆、以及有關的朝臣那兒分頭做了工作。

張居正作為當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己”。而且幾天來已有令人不安的跡象。按照舊例，在內閣辦公室，首輔去職三天後，次輔就搬到原來首輔的位子去坐，並接受同僚與下屬穿紅衣拜見。呂調陽是次輔，此次雖然沒有遷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屬拜見。

張居正知道了，有氣，說：“我還在，他就一點也不顧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門，還能讓我再回來麼？”他這裡說的是一個典故。唐朝京城長安的正門（東門）名為春明門，於是後人就以“春明”作為京城的別稱，北京成為國都後，也是被稱為“春明”的。

看來，走還是留，張居正要有一個態度了。

當時朝中諸臣，以對“奪情”的態度，分為兩大派。時人評價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擊。

即使在張居正的營壘裡，也有不少人建議張居正還是順應輿論丁憂為好。張居正的門客、貢生宋堯愈、薊鎮總兵戚繼光、原大理寺卿陸光祖等，都勸張居正回鄉。戚繼光甚至提出可以讓徐階回來幹一段，反正徐老年紀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後把權還回來就是了。

這些人，可說都是張居正的至交，勸他回鄉，或者因正統觀念較重，或是權衡過其中利弊，而並非關鍵時刻對張有了離心傾向。尤其宋堯愈看得透徹，他認為：即使走了以後萬一出現不測，誹謗之風大起，有兩宮太后、皇帝和老臣聯手壓制，還不至於有大問題。又何必佔據要津、手拿利器來防民之口呢？走有風險，留也有風險，但留下來的禍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則堅決反對這種看法，斥之為“宋儒頭巾迂論”，他以為人一走，形勢如何變化，根本就無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舉，執宰豈可一走了之？

張居正此時進退兩難，與馮保商量了之後，認為還是奪情最為穩妥，於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場場戲。

最富於戲劇性命運的人物，當屬吏部尚書張瀚。他是由張居正一手提拔上來的，平時唯張居正馬首是瞻。朝議對他這一點極為不滿。但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為何突然堅持起原則來，不肯出面挽留張居正，以此帶動了吏部一大批官員聯合起來反奪情。

馮保傳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詔），要張瀚帶頭倡議奪情。張居正在請歸的同時，也跟張瀚吹風，讓他贊同皇帝的挽留。張瀚故作不解，說：“元輔奔喪，那是應給予特殊恩典的，但這是禮部的事，與吏部何干？”張居正幾次派出說客曉以利害，他就是不為所動。居正大不悅，於是擬旨切責張瀚，說張瀚是“奉諭不復，無人臣禮”。當時，廷臣們個個驚恐，都紛紛附和“保留”之議。張瀚拊膺嘆息道：“三綱淪矣！”

張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彈劾這個叛徒。

結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詔，勒令張瀚致仕，吏部全體官員罰俸半年。

舉朝為之震動！

為了對輿論有個交代，從九月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