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來一種冒險的危機，更重要的是給糾正這種錯誤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紅軍最後經過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喪失了中央蘇區並付出幾十萬紅軍的生命之後，才得以有機會對這個由組織上形成的決議進行反思和糾正，付出的代價是極為慘重的。 （二）斬斷政黨基本力量的來源 其次，這個決議斬斷了政黨基本力量的來源。政黨的基本力量來自對群眾的組織和群眾的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力量來自當時的工農大眾，當時紅軍的全稱也是工農紅軍。但對於王明這種來自大城市的“紙上談兵的布林什維克”，不僅僅瞧不起當時已經形成武裝割據形勢的工農武裝，同時也不尊重如毛澤東等來自農###動的黨內領導人。王明所謂單純照搬蘇聯模式，在思想上表現為主觀教條主義，在組織上則完全割裂了黨同農民的平等聯絡，這完全是犯了國民黨在辛亥革命時同樣的錯誤——單純依靠黨員自身的力量來革命。這實際上是一種“救世主”自居的思想，但對於組織上的危害卻是巨大的。黨對於他來說，不是達於解放中國的工具，而是證明他自己正確的工具。這在他後來的一系列工作中都明確顯示了出來。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決議，其中誇大了紅一方面軍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和其他地區紅軍的勝利、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東三省所引起全國人民反帝鬥爭情緒，提出了比較完整的“左傾冒險主義”主張，甚至稱“目前中國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這一切標誌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進攻路線的正式形成。當時中央號召紅軍全面奪取大城市，一省至數省先取得勝利，在白區全面開展鬥爭。結果，不僅紅軍在攻打大城市的戰鬥中損失慘重，最後將白區黨組織全部丟光，連中央也不得不於1933年2月進入中央蘇區。黨還是回到了其力量的源泉——工農中間——才得以繼續儲存下來。&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一、危機之一：偏向（2）

（三）權力尺度代替影響力尺度 第三，這個決議使權力尺度代替了影響力尺度。我們在前文已經剖析過權力尺度產生的根源，這是等級制度下的產物。黨組織在當時作為幾乎是惟一的現代化組織，如果不能採取與現代化相適應的原則與尺度，那也不過是皇權社會的繼續罷了。雖然我黨當時看到了問題所在，六大透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提綱》就曾明確指出“黨內民主主義：從前下級群眾是沒有討論過政策，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沒有選舉過自己支部幹事會和委員會。——與機會主義奮鬥後，漸能批評自己和上級機關，但黨的政策還沒有能普遍傳達到下級黨部，引起群眾的討論。”�〖HT5”〗②但是，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並沒有形成對此問題的有效解決辦法。換言之，黨內民主也好，民主集中制也好，都缺乏落實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仍是一個大問題。質言之，關鍵環節是選擇尺度出了問題。一個能夠有效地改造自身的組織，才能有更多的機會讓那些領導者能夠在組織的各個層面上顯現出來，而不是隻存在於組織的高層。反過來，這一條也是衡量一個黨組織是否達於現代化的基本標誌。即究竟採取權力原則還是影響力原則。採取影響力原則的政黨組織，將使能幹的人不斷湧現出來，並承擔起各種任務，整個組織迅速成長。而採取權力原則的政黨組織則必然形成組織高層的鬥爭，而對於廣大黨員來說，則只能聽天由命。因此，當王明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時，任何黨員甚至當時已擔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也毫無還手之力。若不是後來革命形勢一落萬丈，紅軍傷亡慘重，王明等束手無策，這種局面還很不易挽回。 綜上所述，對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偏向，其根本原因還是出在了組織本身。缺乏對領導思想的評價體系、割斷組織與群眾的聯絡、用權力原則代替影響力原則，是當時出現問題的組織根源。這也是政黨建立之初、制度化未形成之時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在建黨初期對這些環節有所預防，我黨肯定少走很多彎路，王明的偏向問題還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的。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後果，我黨歷史已有公論。在這裡我們主要探討的也是偏向問題。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