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專制皇權。可見革命之力，乃促成立憲之力，如金沙江三江匯流，故非表面。

1906年8月，清廷召開一次御前會議，大臣發言，討論立憲的是非。還是鐵良、袁世凱之流得勢，無非是說，人們程度不夠，對民眾就是要管制，給他們立憲的政體，反而容易鬧出事端。鐵良說：“今未經國民要求，而輒授之以權，彼不知事之為幸，而反以分擔義務為苦，將若之何？”他以為立憲的呼求是他們的賞賜，人民一定不會領情。袁世凱說：“天下事勢，何常之有？昔歐洲之民，積受壓力，復有愛國思想，故出於暴動以求權利。我國則不然，朝廷既崇尚寬大，又無外力之相迫，故民相處於不識不知之天，而絕不知有當兵納稅之義務。是以各國之立憲，因民之有知識而使民有權，我國則使民以有權之故而知有當盡之義務，其事之順逆不同，則預備之法亦不同”，此公所說更跩，完全是價值觀頭腳倒立的逆動之言，讀之讓人汪然出涕，想去打爛他那顢頇無智的胖臉。

這次討論，有一位張百熙，他的話倒是空谷足音。他說：“國民程度，全在上之勸導，今上無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國民程度高，乃立憲法，此永不能畢之事也。予以為與其俟程度高而後立憲，何如先預備立憲而徐施誘導，使國民得漸幾於立憲國民程度之為愈乎。”張先生時任郵傳部尚書，早在1901年，他就上疏陳述五條革新大計：“增改官制，整理財政，變通科舉，廣建學堂，創立報館……”提倡變法自強，他對變法的內在邏輯認識遠超諸人之上。

集權的、帝王專制的統治集團，其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反人道，反人性，無一不是逆歷史潮流而動。醫學上講一種放射痛，係指病人除感覺患病的區域性疼痛外，尚可出現遠離該器官的某部體表或深部強迫疼痛。臨床上，有很多疾病都是以放射痛為首發症狀出現，如不能及時確診，極易釀成大患。如急性闌尾炎，它的首發疼痛部位是在上腹或肚臍周圍，後位闌尾炎疼痛常向右腰及右下肢放射。又如急性膽囊炎除表現為上腹部持續性疼痛外，同時可出現右肩及右肩胛下區牽涉痛。

政治中樞若病象日篤，則其放射性危害更擢髮難數，且由於私心自用的陰謀家竊得大位，一意孤行，極易發展到以中華文化為敵，以中國人民為仇，甚至演繹專制迷信、引進外來邪說，入主出奴，*專制。這樣的政府——無論是晚清朝廷，還是袁氏內閣，革命黨與之絕無信義和平可言。

晚清社會，步履蹣跚如病骨支離的病夫，而其肢體（各部門）卻各自惡性進補。這種進補並非*、自由、法治的醫療，而是各自為政，大肆掠奪民間資財，孜孜與小民爭利，貪汙腐化，徇私舞弊，一時間瀰漫氾濫，官官相護，更極逾常。官場正途無望，保舉捐官，多如過江之鯽，“部奪額外司員，少者數十，多至數百，補缺無期，各省候補人員較京中倍蓰，捐一縣丞佐雜，不數月即正印也……他省歲計亦不下千人。時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發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無軌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錢穆《國史大綱》第八編，第46章）。政府法令對照社會情形恰為尖銳諷刺。中樞不能調整一切活動，等於癱瘓。作家蕭乾先生《未帶地圖的旅人》曾談到西方國家的福利從下往上做，東方國家之福利反而從上邊開始，西方國家的低薪人員可以住進政府蓋的廉價房，而在中國，官做得越大，福利越多。這是極有見地也非常沉痛的思索。當時社會，也即如此，小民噍類，略無喘息機會；人命形同草芥，毫無保障。而清廷治國之術，完全違反天賦*和人類本性，人是萬物之靈長，但在諸多方面，又遠較禽獸更為卑劣。基督認為君王及其手下“地位較高的，更像服務員”（路迦福音，22章）。這在清廷的官吏看來，真幼稚可笑。他們標舉立憲的誘惑，只彷彿主人手中逗狗的骨頭，晃來晃去，永遠不讓沾邊，有眼光膽識的知識分子深知他們同特權階層決無蜜月可言，憤而踏上採取特殊手段不歸之路，為著人的價值與尊嚴，去做斷其惡補、剜除毒瘡的險峻工作。英人威廉葛德文《政治正義論》嘗試暗殺之性質“暗殺的存在，人與人之間就不會有任何信任”。而這種不信任的人際關係，實因國家不能維護基本的*自由以造成。

清朝末年，經過四五年的預備仿行憲政，資政院粉墨登場，立憲醜劇走馬轉燈，復規定九年完成立憲準備工作，而其“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依然享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尊嚴。籌備憲政的名義下，變本加厲編練新軍，收攏各省督撫的軍權財政，假立憲之空名，以塗飾天下之耳目；大小滿族人，握有絕對之特權，實際參政之事絲毫不容假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