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戊戌變法驚心動魄的攪擾，慈禧對外國人恨得要命，她借義和團做排外運動，沒想到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於是在逃到西安之後，就叫各大臣各抒己見，要求變通政治，她也要搞自強運動了。

1901年就設定了獨辦政務處，派奕劻和大學士李鴻章、王文韶等人為督辦政務大臣，這就是她最大的改革。

政務處的啟動檔案長達四五千字，主要就說向來軍機處為正式統匯，現在另設一個政務處，由軍機大臣來領銜，遣派王公大臣參與，事情很重要，要求內外一心，實事求是，據說轉貧為富，轉弱為強，都在此一舉。

他們政務處的設定就是所謂救貧自強總的基礎，裡面還說“以西法論，有西政、西藝之不同。今學西法，欲學其事，先學其心。西人之民公，而中人多私；西人之文簡，而中文太繁；西人之事實，而中事多虛；西人之方信，而中人多偽；本原大異，而徒取則於事為文貌之間，雖累萬人不為功，累百年難求效”。

這段話說的相當滑稽，可謂本末倒置，要想攻擊西方的政治體制，不料卻說出了對方的優勢所在，又不知不覺褪下畫皮，露出馬腳，殊不知西方人的優勢正是因為他們的政體上軌道才得以實現的。

政務處的設定就算是這次變法最大的宣言了，但是朝廷部門許可權不明，本以內閣為重，又有軍機處，相當於另外一個內閣，後來又設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是一個內閣，該衙門和南洋、北洋大臣都掌握外交樞紐，但又互不隸屬，怪不得外國人要多次抗議呢。慈禧所謂痛定思痛，不過是搞部門設定而已。本來部門之間許可權不明，此時增設一個政務處就能轉弱為強、轉貧為富了嗎？真是緣木求魚，未足為喻。

政務處的設定是一件大事，但是問題癥結之所在恰恰被他們說反了，說歪了，說崩了，說岔了。

西安變法，企圖藉此既達到保專制的目的，又釣取寬容的美譽，以矇騙外界對其垂簾繼續心存幻想。自庚子以來，慈禧逐年表演一次變法改制，實際上是年年強調祖制大於變法，以保朝廷穩定。各級馬仔皆心領神會，堅持“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於是這班附羶於慈禧的頑固官僚，始終據有對開明派的話語權優勢和行政優勢。

清末最後十幾年，改良派著迷於對牛彈琴的遊戲，不惜對獸談法，反覆向一群*未改的低等政治生物籲求說法，呼叫著要改良立憲，抗議野獸動輒的撒潑，要法治、不要獸治。野獸們立刻用鐵鏈把立憲之路鎖住，並說，要保證野獸隨時有馬騎，要保證野獸對立憲的絕對控制權。

慈禧對待政體改良那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僵持固守，表明了當局者對“變”的深深恐懼。這種臨變的懼怕，既有來自對“前行”——推行君主立憲的恐懼，也有來自對“後退”至並非垂簾時代的恐懼。前行，意味著官僚階層將逐漸失卻特權及其護佑；“後退”至皇帝秉政，則意味著僭越者到手的大權旁落，這絕非將偌大中國當作沙盤馳騁的慈禧所能忍受。

慈禧在廢立問題上，費盡了心機，她也確實大傷腦筋，清廷的親貴的後人，曾回憶慈禧講過：“小的聽話。”就是說，小皇帝不懂事，可以由她垂簾聽政，獨攬大權。

清廷一直拒絕政治性的改良，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大踏步起來了，為什麼中國沒有？是誰造成了這一切，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是否在跟國際同步發展？沒有，影子都沒有。根源在哪裡，就在於慈禧把持的清廷沒有改良的意願。在光緒帝借重康、譚、劉、楊的時代，僅僅提出了一個不痛不癢的改良方案，就引發了1898年的一場大清洗，整個改良方案全部被抹殺、禁止掉了。清廷從此以面板抓癢式的、極其表面的改動為自己尋求統治的合法性。慈禧及其擁躉仍然頑固地防守著自己的*政體，是他們自己並最終把自己推到了革命者的炸藥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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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決魚爛　淫逞不收

中日戰爭提醒清政府改革軍事，日俄戰爭促其不得不往政改上挪移。從1901年，西太后在西安下詔變法算起，其間經過了成立督辦政務處，籌辦新政；立憲派人物從沉寂中復甦，要求君主立憲。1904年，張謇致信袁世凱，勸他促成君主立憲。維新人士的論點，以為日本蕞爾小國，在十年內，接連戰勝中俄兩大國，推求其故，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乃為關節：日本因立憲而強盛，中國因專制積弱。中上層人士對此認識已沒有問題，輿論上則形成聲勢。清大吏紛紛奏請立憲，一則，可緩和矛盾，阻止革命的怒火，稍加抑制；一則，可自強其體。革命派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