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大環境在逐漸發生變化，形勢有形無形地威迫。當局似乎隱約有所感，然而他們的承諾實際和約定之間一開始就產生差距，並逐漸擴大。中國的政治遠景只是夢幻，證據顯示，愈來愈多的政改契約，最後的收場是令人失望的。

當專制下的精神*殃及一代又一代人以後，政治上的撒謊已經成為生存必要條件，道德的墮落就成為一種社會環境。在這樣的社會里，磊落自守、政治上堅持原則的人是活不下去的，生活中誠實的人是活不好的。那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社會，是罪惡和狡詐肆行的社會，是助長機會主義，助長市儈哲學的社會。

袁世凱搞憲政不如說是家政（1）

袁世凱長得一副莽撞的樣兒，眼鼓欲出，臉胖如豕。但他的心眼極細。

那是一個講究文章的時代，他的幕僚群中，能文之士多如過江之鯽。恰值張之洞七十歲壽辰，要送壽屏十六幅，每幅上頭都有文章，他命幕中張一麐先生執筆撰文，張孝謙書寫。張先生初不解，文章比他好或至少不在他之下的大有人在，何以獨獨選中他呢？他的同事某某就對他說，這還不好理解嗎？張之洞是文章泰山北斗，又善罵人，不好的文章敢在他面前露嗎？你張一麐和張孝謙都出於張之洞的門下，壽屏送去，假如他要給文章挑刺，那就是自罵其門生，那就和袁世凱無關！張一麐恍然大悟。心想，袁世凱如此細小的事情尚且鉤心鬥角深入骨髓，那他用於政治角鬥的精力可想而知（《古紅梅閣筆記》）。

考察政治的大臣回國後，一時間輿論界莫不希望儘快立憲。

張謇將他自己比作小室信夫，而將袁世凱比作大久保。

張一麐一天到袁世凱辦公室，直接對他說，各國潮流均趨向立憲，中國若再拖延，恐怕在國際上的地位更加艱難。假如實現內閣制度，皇室處於無權地位，就不會有什麼隱患。但必須有非同一般的實力人物來主持這個事情。袁世凱就拿人們教育未能普及這個話頭來敷衍，說是流弊多多。張一麐當下表示不同意。他說，專制不可久恃，民氣不可遏抑，只怕悔之莫及。但袁世凱不為所動，張先生抑鬱退出。過了一天，袁世凱又找他去，叫他草擬預備立憲各款各條，和昨天的言行判若兩人。張一麐退下後，召集同事金邦平、黎淵、李士偉諸君，就救時、政治、法律等方面撰成草案，後來，張一麐見到繕寫完畢的北洋與考察憲政大臣聯合奏請預備立憲稿本，就是他們幾位的草案，沒有改動一個字。

自從預備立憲的奏稿送上去以後，編纂官官制入手，輿論界的意見很大，引起軒然大波，一般北京的官僚階層都認為北洋系統權力過重，紛紛上書要求加以削弱。官制局設在北京的海淀，牽頭的是孫寶琦、楊士琦，底下有周樹模及張義林、金邦平等十幾個人，這些公務員都是東西洋的畢業生，崇尚孟德斯鳩三權分立至上的宗旨，草擬了議院作為立法機關，以及資政院及各省的諮議局的章程，後來辛亥革命就是從諮議局裡面爆發的。他們也主張司法獨立，但是行政系統的人認為司法、立法分去和削弱了他們的行政權力，唇槍舌劍，爭得不亦樂乎，說他們搞立憲的人是圖謀不軌。草案中要求裁撤吏部和禮部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張義林的朋友從城裡來到海淀，說外面形勢險惡，說不定有大的危險發生，所以要揣足夠的錢在身上，預備危急時刻馬上逃出北京，其嚴重性已經到了如此地步，甚至唐紹儀還勸袁世凱以檢閱陸軍彰德大操的機會離京。

官制的編纂最初由袁世凱和端方發起，後來設了一個憲政編查館於北京，因為反對的人多，所以北洋新軍的六鎮只留了兩個鎮由北洋管轄，削減了他們的兵權，在天津設立一個審判庭，為司法獨立的先聲，並設定議事會和董事會作為地方自治的基礎。

楊度以四品銜頭在憲政編查館行走，和勞乃軒同時進入，1908年出了一個預備立憲為期九年的清單，楊度寫草稿，由勞乃軒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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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搞憲政不如說是家政（2）

楊度自稱他是保皇黨、同盟會之外的第三派，所以在《民報》《新民叢報》之外，他辦《中日新報》來宣傳他的理念。

不過，若說他是另一種保皇派，也是說得通的。但康、梁的保皇，繫有專指，就是保光緒帝這個具體的人，假如慈禧當女皇，假如李鴻章當皇帝，他們可能馬上扯皮，他們中尤以康有為對光緒帝的感情企望很深。而楊度的保皇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