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的經濟矛盾還沒有暴露，鄉礦領導在政治上是高度一致的，兩邊同時割資本主義尾巴，大會批，小會講，可就是沒法把以莊群義為代表的一幫農民弟兄的資本主義尾巴徹底割下來。你這邊才毀了他的老炭塘，那邊他又掘出了新的炭塘；矸子山上，你剛趕走這夥人，那夥人又擁上來了。

莊群義和河西村農民弟兄追求富裕生活的意志就那麼堅決。

河東村的田大道也是那時候冒出來的。

田大道淘炭時兼帶偷炭，可誰都拿他沒辦法，這人太邪，有一身祖傳的武功，據說還有36個結拜弟兄。有一回偷炭，被礦保衛科抓了，放出後只三天，保衛科長就吃了悶棍。後來，田大道用賣炭得來的錢在河東村造了一座土碉堡似的兩層小樓，號稱“總統府”，落成時門旁公然貼著一副對子，一邊是：“一個工，八分錢，不夠社員買盒煙”；另一邊是：“學大慶，學大寨，哪有淘炭來得快”；橫批是：“能富就行”。這在當時就鬧過分了，無產階級專政機關掄起了鐵拳頭，用推土機推倒了田大道的“總統府”，以現行反革命罪將田大道正式逮捕，判刑三年。

公審田大道時，莊群義也在場受教育。莊群義印象最深的是，田大道對啥都蠻不在乎，臨要押上公審臺了，竟還問公安局的人要煙抽，說是不讓他抽口煙他就不上臺。公安不但不給他煙抽，還用皮帶抽他，他就躺在地上破口大罵。

田大道的被捕判刑，仍然沒有遏制住兩個村農民弟兄發家致富的熱情。大隊和礦上抓得一鬆，矸子山半腰上四處都是炭塘；抓得一緊，農民弟兄又擁到了礦門口和運煤鐵道上，掃撿道路上的煤，扒摟運煤的火車。

這種對自由經濟的熱情，也漸漸影響到了勝利礦的工人家屬。大約在70年代中期，不少工人家屬也上了矸子山，而且還在礦區周圍的荒地上開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菜園子。那當兒，曹心立已到勝利礦當了政治部主任。曹心立便在全礦幹部職工大會上說：“我們勝利礦是在小生產者汪洋大海的包圍之中。河東、河西村的小生產者，蠶食著我們社會主義的大礦，也蠶食著我們工人階級的思想。”

蠶食後來就發展到了集體哄搶。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河西、河東生產大隊的農村幹部們和勝利礦那些吃商品糧的煤礦幹部們不那麼一致了。兩村的農民弟兄一而再、再而三地到礦內的炭場搶炭，穿著土染尿素口袋布服裝的大隊支書們卻不願管了。再後來，大隊幹部們也和落後社員同流合汙，帶隊套著馬車到礦上“借炭”，還“借”得理直氣壯。田老三就公然說過：“這些炭本來就是我們地下的，我們借點用用理所當然。”

事情就這麼奇怪，莊群義們出力流汗淘炭是挖社會主義牆腳，集體哄搶倒不是挖社會主義牆腳了。從公社到縣裡，地方幹部們都明裡暗裡護著田老三們，使得田老三們的膽子越來越大，就差沒把勝利礦的大井架子扛走了。

對此，莊群義很不以為然，從心裡認為這樣幹太無賴，背地裡總把田老三稱做活土匪。還譏諷說，與其到礦上搶炭，倒不如拉起基幹民兵，端起槍直接去搶銀行了。對這類哄搶事件，莊群義一次也沒參加過。

莊群義有莊群義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準則。

到了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情況又變了。河西、河東村都開起了小煤礦，鄉鎮企業走到了中國經濟的前臺，鄉礦矛盾也進一步激化。為了爭奪地下的煤炭資源，鄉礦雙方的官司一直打到市裡、省裡。後來，市裡在請示省有關部門後，作了一條硬性規定：河東、河西的小煤礦只能開採海拔－180米以上的邊角煤，主採區和深部煤田不準開採。河西的田老三、河東的田大道偏不管這一套，四處打洞子，把個勝利礦淘得個千瘡百孔，為此還鬧出了人命。有一次，田老三和兩個井長下井去檢查工作，正巧勝利礦那邊放炮，煤壁炸穿，田老三當場死亡，兩個井長重傷……

莊群義就是在田老三死後出任河西村黨支部書記的。

公正地說，新上任的莊群義一開始並不想沿著田老三的路子走下去，繼續和勝利大礦爭資源。然而，河西村的八座小煤礦已無一例外地擴張到了勝利礦的腹地，他已無法改變這一現實了。他又看到河東村的村民在田大道的帶領下，打通了大礦的巷道，把大礦的炭老往自己窯口拖，也就忍不住了，便也動起了手。乾脆讓會計帶著現鈔下井，當場給大礦的工人點票子，在二三百米的井下搞起了工農聯盟。

今天，勝利礦是完結了，河東、河西的15座小煤礦把勝利礦包圍了，吞食了。河東村七座小煤礦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