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病，家裡不准我騎車了。我太太和女兒都是醫生，所以我家裡醫生比病人多。”

再問他住的閣樓，話就開始多起來。“這都是形象的說法，不是具體的真正閣樓。當然我現在住的也是小樓，因為我書多，我們兩口子住三間一套，還有兩間一套給我大女兒，我小女兒在美國。我對上海閣樓的印象很深，原因不是我住過閣樓，而是我想住閣樓，住不到。我在上海的時候屬於最底層，住的是街上的臨時建築。小時候最大的樂趣是，我一邊做數學，一邊偷懶的話，從板縫裡就可以看到馬路上的汽車經過。可是以後我跟上海的文化人有接觸，知道閣樓。”一提起上海，不免從舊社會說起了。“我在上海做了六年的學徒，一邊還上學唸書。後來交代歷史的時候，我交代我已經上了十四個學校，5點鐘就開始上學，我每天上三個學校，念《古文觀止》，念無線電。我會收話報，當時人家給我介紹一份工作，幸好我沒有去，據說是‘中統’。我想去航空公司，但是我英語不好，1948年，我就開始學外語，俄語、世界語、法語、德語都學過一些。因為我窮困潦倒，我念書的學費是靠跟資本家造假賬得來的，參加革命以後我都交代了。我們當時很擁護共產黨，我的服務物件就有不少地下黨員。解放後，三聯書店在上海招考，我就去投考了。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說我是工人，非常樂意去。我覺得我是工人，三聯書店一定願意讓我去。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