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考了。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說我是工人，非常樂意去。我覺得我是工人，三聯書店一定願意讓我去。結果，人家給我回信說要的是大學生。所以，我這一次‘投機’沒有投到。再後來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這一次就變成大學生了，因為我在市內的新聞專科學校讀書。上海人都是很滑頭的，我自己刻了一個圖章‘學習報’，說“介紹本報記者沈昌文前來應考’。我考得也不錯，就到北京來了。當年三聯書店沒有錄用我，多年以後我當了三聯書店的總經理。”

又問當年在編輯部裡煮紅燒肉的事，他樂了：“當時《讀書》雜誌和三聯書店都非常窮，就用電飯鍋燒一鍋紅燒肉請兄弟姐妹吃。我喜歡做飯，一直到現在。我們家裡有重要客人的時候，我太太就打電話給我，要我做飯。家常便飯就是我太太做，我太太是北京人，擅長包餃子，不會做菜。我是窮人出身，從十三歲我就做學徒了，當做飯的人的下手，所以會做飯。王世襄做飯不得了，我後來跟他學了不少。他告訴我一條經驗就是，做飯必須自己買菜，必須要早晨菜市場剛開的時候，就去挑最新鮮的菜。挑回來以後，自己洗、切，然後下鍋炒，這樣才能做出像樣的菜來。我當時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他當時住在芳嘉園裡，我早晨陪他去買菜，他騎一個腳踏車出來，帶一個菜簍。王世襄做菜是‘大家’了，但是有一道手藝我實在是學不會的。王世襄做菜經常買兩斤，只挑其中最好的半斤用。那我不行，我小家子，我最多是買兩斤菜扔掉半斤爛的。”

對“不是在飯館裡，就是在去飯館的路上”這個說法，他更有得說了：“大多跟我有聯絡的作家都‘好吃’。不‘好吃’的，我們就慢慢引誘他，讓他‘好吃’。所謂不‘好吃’，不是他不愛吃，是因為飲食習慣。我的老長官陳原先生是廣東人，老家口味重。有一次我陪他到瀋陽去，遼寧教育出版社請他吃飯，他就告訴我，那才是老派廣東菜，他對港派的廣東菜一點也看不起。有一次，我辦得不是很妥當，我請王蒙吃大閘蟹。我發覺，王蒙平時很愛吃，但是一吃大閘蟹，他速度特別快。我們上海人就意識到了，大閘蟹吃得快的話就是他不能欣賞其中的奧妙。我一想，他是北方人，我怎麼請他吃大閘蟹呢？南方人吃大閘蟹的時候，特別是女士，要把大閘蟹裡邊每一個細微的地方都‘考察’到啊。”

沈昌文：談情說愛當編輯（2）

1979年的一天，幾個讀書人聚在陳原的病房裡商量辦一份雜誌。大家覺得噩夢醒過來之後該有一個園地，讓讀書人抒發他們的情懷，不是個人的恩怨，而是呼喚被壓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這個園地，便是一份講真話不講官話的雜誌。陳原曾撰文回憶當時眾人的共識，那就是：“開墾一個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著‘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園地。不講大話、空話、套話、廢話，不崇尚豪言壯語，不誇誇其談，不隨風倒，也不湊熱鬧，保持冷靜客觀頭腦，獨立思考。不把自己裝扮成為人師表那樣道貌岸然，自然、樸素、平等，完全可以發表不同意見，但是杜絕棍子！”（陳原：《界外人語》）這一年的4月，“以讀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雜誌”《讀書》創刊。陳翰伯、陳原、範用、馮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聰等歷經滄桑的文化老人，為這份雜誌重新煥發出青春的激情。一年後，沈昌文進入《讀書》編輯部。

李懷宇 現在談到80年代讀書和思想界的歷史，少不了要談《讀書》這本雜誌。許多人都會說，你編的時候是最好看的。

沈昌文 《讀書》是這樣的，我是躬逢其盛而已。《讀書》創辦的時候，我還在幹別的。一直等到1980年四五月份的時候，我才加入《讀書》雜誌。《讀書》雜誌已經出版了一些時候，我們那個年齡大概都算是“工作需要”吧（笑）。當時，陳原他們一些老人家已經把《讀書》辦成了，我只不過是接過手來，按照他們的路子走。我並不是很有文化修養，不是很乾練。我的長處就是很“聽話”，那些老頭講什麼，我就做什麼。“聽話”到什麼程度呢？最後是老頭不講，我也知道他大體什麼意思了。或者講一句話，我就知道他大概要說什麼了。陳原老喜歡講外國話，他的外國話大概就幾個詞，我就知道老頭要說什麼了，當然老頭就很得心應手了。《讀書》雜誌的創意等，我都沒有怎麼出力（笑）。

李懷宇 當時的《讀書》編輯部，好像一些編輯都不是文科出身，吳彬原來是工人，趙麗雅原來是卡車司機，後來都成了知名文化人，這種風氣是怎樣的？

沈昌文 當時《讀書》奉行一條“幹部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