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路線現在當然不能用了，就是要“好人家”出身。所謂“好人家”出身，也不是什麼有錢人家。招人的時候，像你們這種年齡的在當年沒上過大學，都是經過“文革”，上山下鄉。所以，我們選擇的就是家庭成分比較好的。但是，我們的“家庭成分好”不是毛主席所說的“家庭成分好”，不是“貧下中農”、“工人子弟”，而是要知識分子家庭、文人家庭，這樣，很小的時候就認識很多文人。比如吳彬，她剛開始就叫我們叔叔阿姨，因為她是吳祖光的外甥女，在吳祖光家裡長大的嘛。比如趙麗雅，她從小跟祖父母長大的，受了薰陶以後，能夠寫一手好的毛筆字。寫信寫得很好，寫信的語言都不是工農兵語言，而是地道的知識分子語言，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地道的“腐朽”的知識分子語言。這個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很受用，我也很受用。她給金克木教授、張中行先生寫信，特別是張老，覺得很難有一個編輯能夠這樣給他寫信。當時也招了一些有高學歷的，反而在編輯工作上沒有成就。這是當年《讀書》一個應該說是很成功的地方，今天當然用不到了。

李懷宇 這些人國學的功底深，西學方面有沒有這樣的人才？

沈昌文 西學方面沒有找到人，主要依靠外邊的，馮亦代、董鼎山這些西學的專家。當時的大知識分子也沒有什麼事情，他們也總來我們《讀書》雜誌看看、聊天，他們也很需要那種氛圍交流，大家談得來。

李懷宇 這種風氣很重要，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廳、“二流堂”、王世襄的芳嘉園小院、黃永玉的萬荷堂都是這樣。大家不是同一個專業，在一起交流，有一種大的文化觀念。

沈昌文 重要的是，要有思想要交流，我們就是不斷地蒐集研究這些事情，然後才想出一個題目來。所以，到現在我還欣賞，文化工作思想上要有一個這樣的觀念，要儘量吃飯、儘量可以說壞話，然後用不用稿子就是你的事情。這樣，就比較容易成功，容易在圈子裡樹立影響。比如金克木教授，那都是幾十年不說話的知識分子，到了這個氛圍裡就說話，他說起話來簡直是不得了，聰明到什麼程度啊，都握手說再見了，他還要說十五分鐘，至少十五分鐘。因為他的聰明用不完啊，肚子裡東西太多，憋了很久。所以，跟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打交道，必須採用這種鬆散的方式。

沈昌文：談情說愛當編輯（3）

李懷宇 現在文化界多是同專業的人在一起，很少不同專業的人在一起，吃飯啊、聊天啊。這一輩人好像越來越沒有這種觀念了。

沈昌文 這個我倒是覺得遺憾，我覺得特別是做出版的，更不能專業分工。要善與人同，要跟各種各樣的人交往，而且自己要甘心處於為人服務的狀態。比如聽大家講話，誰說了一本什麼書，我明天就要想辦法找到這本書，跟他說去。趙麗雅最有這個本領了。這樣子，完全不考慮目前的功利，都是為了長遠的教化。對於出版來說，我還是相信，編輯要跟作者有一個長遠的交往、文化上的認同，中外都是一樣的。我在這一方面比較薄弱，不如趙麗雅他們，但是我也很努力，尤其是現在。比如明天我要跟一個作者吃飯了，我馬上查Google，網上去查查他最近的想法，這樣談話才有共同點，拍馬屁也能拍到點子上啊（大笑）。我要說出，最近李先生有一個觀點，這個觀點我又如何看法。我可以全部同意，也可以部分同意，這樣才能談得起來。所以現在比過去好多了，有Google、有百度了。過去沒有，但是也必須要了解。

1954年，一位出版老前輩曾彥修，是你們廣東來的大領導，他曾當過南方日報社社長，我是他的秘書，他教我們“以文會友”，我一直受用，做編輯就要“以文會友”。你肚子裡沒文，作者就覺得跟你沒有意思。你送他什麼他都不高興，就不如送他一本書，他真的想看到的一本書，但是買不到，十幾塊錢比你送他一個花籃甚至別的好多了。文化人啊，都不計較這些事情，要在文化上有認同。1957年以前，那些老前輩在一起聊天，聊的都是“以文會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拿來主義”這些話頭，聊到的作家學者都是陳寅恪、陳登原、陳達、張蔭麟、陳岱孫、吳文藻這些人。這些話頭，我天天耳濡目染。可惜到了1957年話頭都給打斷。二十多年過去，基本上還是這麼些人，又藉著《讀書》雜誌把話頭接上了。

李懷宇 從1957年到1976年大概二十年的時間，知識分子沒有太多的園地去表達自己對文化的見解。改革開放了，正好有《讀書》這樣一份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