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有這樣一幫志同道合的人，有這樣一個氛圍。你是如何理解當時的文化背景的？

沈昌文 從新文化運動以後，知識分子都需要有自己的園地，我們就應該給他們自然地提供一些園地……我當時也是適逢其盛。我經常跟編輯還有你們這樣的年輕人說，我比你們幸福多了。你們現在苦惱的是，你們有一些開放的做法受到限制。我們在80年代做編輯，經常是上邊跟我們說：“你們開放得還不夠。”（大笑）這就應該感謝鄧小平和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管我們最多，常常批評我們不夠開放，我想你也應該很高興挨這種批評吧（大笑）。以前有這種批評，現在是沒有了。我趕上了好時候。改革開放應該就是這麼過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啊。按說我的專長，我在編輯部多年負責的是馬克思主義史，我特別研究蘇共的馬克思主義史，我當然是斯大林主義者了，不是任何異端思想。但是，真正讓我轉過來，還是改革開放的大形勢。

李懷宇 那些老先生都經過五四新文化的洗禮，都知道什麼是科學民主。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麼理解：五四的文化氣氛在1979年又回來了，那些老先生經歷了那麼多風雨以後，把那種風氣帶到《讀書》這裡來了？

沈昌文 是的，那些老先生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吳祖光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他們風格就不一樣，但思想是一樣的；姿態不同，思想還是五四的。

李懷宇 當時《讀書》雜誌彙集了各種流派不同的意見，而不是辦成小圈子內的同人雜誌，你又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呢？

沈昌文 那些老先生非常注重各種流派的交流，不同的言論可以在一個雜誌裡進行討論。我在《讀書》雜誌裡邊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遠在一個窮鄉僻壤的中學老師，看了我的文章給我反映，我覺得他的反映真好。所以，我對每一期的讀者來信都非常注重，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讀者來信，看看讀者有什麼反響。這些讀者中可能有的是甘肅某一個縣的中學老師，而我在北京的大機關裡，以前根本不會在意他們。但是後來看了他們的來信，發現他們的思路跟我們很合拍，大家容易取得共識。這樣的來信我還儲存很多很多，有時間的話，我還想重新整理，現在沒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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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談情說愛當編輯（4）

沈昌文主持《讀書》雜誌，按他的說法是“出於無能”：“好在編輯部裡邊實際辦事的人包括我在內都是‘小文化人’，胸無成竹，事無定見，學無定說，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無一恩一怨羈絆，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種種指教窒礙甚少，關係容易融洽。我以後常說，我們的這種方式，可稱‘談情說愛’，辦法是同各色各樣的作者、讀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從他們那裡汲取知識資源。而所有這些，說得難聽，實際上還是一種對知識資源的‘貪汙盜竊’，只不過彼此都心甘情願而已。”（《閣樓人語》自述）抱著開放的心態，《讀書》注意介紹海外、港臺的文化現象和思想。同時，沈昌文善於將《讀書》雜誌的資源轉化為三聯書店的出版資源。

李懷宇 你有時間的話，把跟這些人的交往再寫一本書，不要只出一本《閣樓人語》哪。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很多搞外文翻譯的，把外國的思想介紹到《讀書》雜誌裡。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沈昌文 外來的東西開頭真正得益於馮亦代先生。馮亦代先生是真正的外國通，他了解美國，寫過很多東西，他本身也有很多研究。並且，他善於啟發別人來做這些事情。更主要的是，他給我介紹朋友，於是就開了很多專欄。後來，朋友約得多了，一直影響到我們的圖書。舉個例子，比如《第三次浪潮》，我跟韓素音一起吃飯，我一點沒有想起來要跟韓素音談書。我就問韓女士：“我馬上要到美國去訪問了，你說我穿什麼衣服好啊？”韓素音當然指點我，說：“你注意，第一要襯衫，第二要皮鞋。你不要以為披在外邊的衣服要像樣子，但是美國人最看重的不是這個，而是你的襯衫和皮鞋，這是身份的標誌。”就在那次吃飯，她跟我講了，美國出了一本書叫《第三次浪潮》，出版以後很有影響，大家都驚訝了。我們決心由此突破，大力引進新思潮。

從《第三次浪潮》開始是美國新思潮。後來，我接受了一個思想，這個思想現在對出版界還是有用：就是我們要研究這個新思潮的來源。因為，中國目前還處於很多新思潮的前身階段，更別說十幾年前。所以，我們中國的問題跟那個比起來，我們覺得太遠不可及了。像現在考慮新左派的觀點一樣，我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