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很多人研究勝利者，但勝利者寫的傳記裡，有很多誇張的東西，而失敗者傳記裡有很多東西是真實的。

有人說，人活著一輩子，太沒有意思了，我問他，為什麼沒意思啊？對死，我曾經有一個系統的看法，當然，死了就燒掉，送到火葬場，人就回來，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魯迅說，如果一個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為什麼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麼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沒什麼意思嘛……且不管這個，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還想幹嗎呢？所以我有幾個方案。一個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場，放在抽水馬桶裡，請一個有修養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舉行個儀式。這個方案我愛人反對（用粵語講，黃太張梅溪是廣東人），說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煩。所以只好執行第二個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來，分送給朋友，栽花。但是有一個問題，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覺得花長得比較怪，嚇人。這樣只好讓朋友永遠痛恨我，咬牙切齒地罵我，就把骨灰揉在面裡包餃子請大家吃，吃完了宣佈：“你們剛才吃的是黃永玉的骨灰……”關於死，楊憲益講了很好的話，他說與其等人死了以後稱讚他怎麼好，不如活著時就開追悼會，他想自己快死的時候，搬一張靠椅，可以旁聽大家吹捧他。

李懷宇 黃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遺囑》裡也講了類似的意思。

黃永玉 是我先講了，苗子聽了馬上寫文章，比我更快（笑）。

李懷宇 不管畫畫、寫作，還是對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樂”。

黃永玉 我一生都沒有尋找偉大的意義，畫畫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時有位老先生批評我，說我創作態度一點都不嚴肅，永遠是為了快樂。當時我低頭站在臺上，他指責我，我也不能說話，要是平常他這麼說，我肯定請這老頭吃西餐，我說你怎麼講得這麼對啊！搞藝術創作如果沒有快樂的基礎你怎麼畫啊。為了創作，心情是要快樂的。最近我畫了一張畫，寫了《快樂論》，我們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快樂方式。

畫畫的基礎，每一個人的起點，都是為了開心，有一個興奮點，對吧？要是你碰見災難倒黴，你就沒法好好畫。我在毛澤東紀念堂畫完了以後，人家替我感覺到這個工作很重要，來訪問我：“你說說看，你在畫這個稿子的時候一邊畫一邊想什麼？”我說就希望趕快完成。他說不是不是，畫的時候你的心情怎麼樣。我說心情就是希望認真地畫，趕快完成。他說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邊畫一邊流眼淚，想著毛主席偉大的恩情，這不可能嘛。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一邊哭一邊畫畫，有這樣的事嗎？這樣也畫不好。你想我這麼講，像郭蘭英唱歌，一邊唱歌一邊流眼淚，你相信那眼淚是真的？搞藝術當然有很嚴肅的使命，但是起點肯定是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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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創作的起點是快樂（8）

看畫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張畫，我拿給你看（進房取出一張畫）。你看看，我在這畫上題了跋（邊看邊念題跋）：一切創作的起點是快樂，很難想象一個人不快樂能做得出事。我這也說得不全面，不快樂的人也能做使天下不快樂的事。創作不只是讓自己快樂，也能令別人快樂。伊壁鳩魯的《快樂論》早已把快樂的根源剖析得很暢明瞭。有人問：悲劇呢？史詩呢？我說，悲劇令人掉淚，史詩令人肅穆，而作者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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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談情說愛當編輯（1）

我每天看臺灣報紙，每天研究臺灣文化狀況。他們走過的路子，我們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經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們借鑑，並且海外的學術機構也沒有像我們這樣多，寫純學術、看不懂的文章是沒出路的，他們比較講究可讀性。這是陳原跟我說的，一千次都有了，總是問我有沒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沒有做到，他覺得簡直很難，思想不可能流傳。

見沈昌文前，和北京文化界的幾位朋友在三聯書店後面的一個飯館餐敘，話題上半場的熱點是“超女”，下半場的主角是“沈公”。“沈公”是文化界後輩對沈昌文的尊稱。提起沈公，他的閣樓，他的舊單車，他的紅燒肉，他脖子上掛的隨身碟，他“不是在飯館裡，就是在去飯館的路上”，種種傳說如數家珍，大家強烈要求我當面一一求證。

和沈公見面是在三聯書店的咖啡廳。乍見他脖子上掛著一根繩子，也不好問是不是隨身碟。先問舊單車，他說：“我最近生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