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可以取悅於某方。這並不是我的神經過敏，‘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一箭之來，我是明白來意的。” 他給曹聚仁的關於大眾語的信，本是私人通訊，不意被曹聚仁轉發在《社會月報》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了署名紹伯的文章：《調和》。 文章說，最近這幾年，青年們追隨著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後做了許多努力，有的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倘使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後者的例子，文中列舉了《社會日報》同期上的兩篇文章，一篇是魯迅關於大眾語的意見，一篇是楊人的《赤區歸來記》。紹伯硬把兩篇文章拉到一起，說魯迅替楊人開啟場鑼鼓，還說：“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於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人思想上的爭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坎上的兒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調和》一樣發表在《大晚報》上，紹伯即田漢，也一樣是青年“戰友”。把“調和”加在一個戰士身上，等於取消了他的全部戰鬥。這一攻擊性行為，很容易使魯迅想起從北平回來後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發表了署名芸生的《漢奸的供狀》，是模仿蘇聯詩人別德內依罵托洛茨基的語調罵胡秋原的，除了“丟那媽”一類的辱罵以外，還加上不少恐嚇的話，如“切西瓜”——砍腦袋之類。文委書記馮雪峰看後覺得不妥，於是去找周揚，兩人爭吵了起來，不得已請魯迅出面寫文章，代表左聯說話。魯迅還是以個人的名義，用致周揚公開信的形式寫了出來，仍然發表在《文學月報》上；結果引出因《文學月報》的被禁而創刊的《現代文化》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這文章公開為芸生和編者辯護，標題是《對魯迅先生的〈恐嚇辱罵決不是戰鬥〉有言》，署名為：首甲、方萌、郭化若、丘東平，假名夾雜真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錯排者。文章指責魯迅向“掛羊頭賣狗肉的革命販賣手”“作調和”，“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主義的色彩”，“和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無分軒輊”，是一樣在“必須肅清”之列的。還說魯迅的批評“空喊和平”，“等於基督教徒的反對戰爭一樣”，與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論”，“戴白手套革命論”的謬論是同樣性質的。文章還反駁魯迅的不要把革命者塗成嚇人的鬼臉的說法是不成立的，這種多餘的顧慮“將會走到動搖妥協的道路”，至於說革命的敵人不是提筆可以判定生死的話，則是“極危險的右傾的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說法”。文中借用魯迅的原話打擊魯迅，說他“無形中已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了”，其中有一句話分外刺目，是：“我們黨的一時憤恨之餘的斥罵，也並不怎樣就成為問題的”——“我們黨！”什麼黨？魯迅寫信質問，那反應，用他的話來說是模模糊糊。現在又說他“調和”，這不能不使他聯想到那樣一個“黨”的存在，那樣一群有著“英雄”嘴臉而又躲躲閃閃的人。  ＇返回目錄＇  
救亡與啟蒙（7）
像對付林默的文章一樣，他沒有立即作答，直到年底，才在答覆《戲》週刊編者的信中，順便帶及紹伯的文章： ……如果我被紹伯先生的判決所震懾，這回是應該不敢再寫什麼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這裡要順便宣告：我並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預先知道，所以對於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一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對於這段嚴肅的文字，左聯內部有一些人是不以為然的。夏衍看了以後，就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 後來編集子時，魯迅在附記裡完全拆穿了這種把戲，指出：之所以向《戲》週刊編者去“發牢騷”，是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同志”，“而田漢同志也就是紹伯先生”。 在通訊中，魯迅多次把紹伯和林默的名字掛在一起。他說：“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在周揚把持左聯之後，魯迅正式進入“橫站”著作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年齡疾病，白色恐怖，“奴隸總管”的鞭撲與“戰友”的暗箭，使他不復有左聯成立早期的意氣的健旺，而以悲憤的時候居多。 還有《譯文》事件，魯迅所受的傷害也與“同人”有關。 同人首先是茅盾。早先商定成立譯文社，編輯出版《譯文》週刊時期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