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官司，真是無聊得很，這種辯論，五四運動時候早已鬧過了，而現在又來這套，非倒退而何。”直到1935年，施蟄存還寫了《“不得不談”的〈莊子〉與〈顏氏家訓〉》，為復古主義辯護。此外，還寫了《服爾泰》、《“雜文的文藝價值”》等文，算是對魯迅放了一通暗箭。魯迅沒有從正面給予回擊，他本來便認為施蟄存此舉在於“取悅當道”，但當他確信施蟄存也當了“檢查官”，同“第三種人”在一起，並且發表一些反蘇的論調時，這才輕蔑地提到他的名字。在私人通訊上，則稱之為“卑怯的叭兒”，足見憤慨之深。 這時，文壇日益複雜化，事件不斷髮生：獻檢查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對魯迅來說，最先有《中央時報》的###，接著有《時事日報》，後起的則有《大晚報》和《大美晚報》的合夥的###。此外，還有《社會新聞》，《微言》，等等。魯迅成了眾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預言：“恐怕會有檢查制度出現。”果然，次年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下令禁止100種文藝和社會科學書籍，以及76種期刊的出版和發行；3月，特別市黨部相應發出查禁書刊的密令。魯迅的著譯，均在被禁之列。5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成立。這是專司文化暗殺的機關。許多作品，都在這裡遭到肆意的刪改、禁止、沒收，而且不許宣告，像銜了麻核桃赴法場一樣。比較搗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藝術電影公司等文化機關的暴力行為，分明是一種暗暗的死。1934年末，魯迅又預料，當局又要“另結新樣的網”了。然而，事態變化的迅速與嚴酷，又遠遠超乎意料之外。 真是無法可想。 魯迅過去的老朋友林語堂，繼《論語》之後創辦《人間世》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對於幽默與諷刺，魯迅曾經指出兩者之間的區別，力倡寫真實，肯定作者介入現實鬥爭的熱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翼下的微風文藝社澄清黨政機關嚴厲制裁“魯迅林語堂兩文妖”，居然把兩人的作品捆到一起，然而，在左聯內部，在批評《人間世》的同時，也對小品文取一律掃蕩的態度：甚至特地開了會，公開提出反對寫雜文，要寫“偉大的作品”。這是魯迅意想不到的。  ＇返回目錄＇   。。
救亡與啟蒙（6）
筆名林默的廖沫沙是始作俑者。在魯迅以公汗的筆名發表《倒提》一文之後，又是他，向魯迅放了一回暗箭。《倒提》從外國人倒提雞鴨一事說起，對一些華人為此大鳴不平，以為洋人優待動物而虐待華人，竟至於不如租界的雞鴨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說，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即使順提，又何補於歸根結蒂的運命？在這裡，魯迅暴露了國民中的奴性心態，再度批判傳統的恩賜觀點。他說，我們究竟是人，和雞鴨不同。“人能組織，能反抗，能為奴，也能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淪為輿臺，自由解放，便能夠獲得彼此的平等，那運命是並不一定終於送進廚房，做成大菜的。” 這意思本來極明白，但是到了林默那裡，卻被理解為：第一是西洋人並未把華人放在雞鴨之下；第二是說明西洋人的優待，不應該再鳴不平；第三是說明西洋人對華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進一步；第四是從“古典”來證明華人沒有出息。於是，他寫文章下結論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 林默的文章叫《論“花邊文學”》，發表在攻擊魯迅最烈的《大晚報》上。文中還順勢否定所有雜感，認為頗盡八股之能事，“雖然不痛不癢，卻往往滲有毒汁，散佈了謠言。”他把這種文章名之曰“花邊文學”的傑作，而且斷言，這類“走入鳥道以後的小品文變種”終有流傳不下去的一天！ 魯迅編雜文集《花邊文學》，即以林默所贈的惡諡命名，此外還特意將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後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擊他是“漢奸”的來信並提，一例稱為“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誅暗殺之下，非寫“奴隸文章”不可的憤懣；另一方面，對於“同人”的“背後的悶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迴避”的苦悶。 林默全盤否定“花邊文學”，理由之一是因為它與建設中的“‘大眾語’文學”相悖。魯迅寫信給曹聚仁，譴責了一些“借大眾語以打擊白話”的“狗才”論者。據他後來的解釋，所說的“狗才”，是指“在替敵人繳械”的貌似“急進”的人物，林默是應當包括在內的。他告訴曹聚仁說：“上海有些這樣的‘革命’的青年，由此顯示其‘革命’，而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