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好則沉默，壞就成為叭兒。楊人不甘沉默，結果成了叭兒。 魯迅因為接待過蕭伯納，還遭到文學社同仁的一場襲擊。 《文學》雜誌是鄭振鐸從北京到上海後創辦的，魯迅出席過組成編委會的一次晚宴，按理說，關係是算比較友好的罷？雜誌第二號即登出主編傅東華化名伍實的文章：《休士在中國》，無端虛構事實，對魯迅加以奚落。 文章說：“美國黑人作家蘭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於7月初經由蘇俄到中國，比之不久以前蕭翁來華的聲勢，真所謂‘不可同日而語’；不但碼頭上沒有女士們的歡迎，就是日報上也不見他的名字。這裡面的道理自然很簡單：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們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倘事實如此，魯迅不就成了一個勢利小人了麼？ 他氣憤之極，立即給文學社寫了一封信，要求公開發表。 信很短，但簡要。他嚴厲指出：“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不過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佈出和他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其實，休士他是見過的，只是認為在此並無辯說的必要，只要求對方就捏造的事實加以澄清。作為同仁或朋友，分明在背後搗鬼，見面時倒又裝得十分客氣——他是不願意看到的。後來提到退出文學社的事，他說：“寧可與敵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返回目錄＇  
救亡與啟蒙（5）（圖）
《文學》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魯迅、伍實的來函，以及編委會的覆函。伍實在函中作了解釋，承認沒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夠消除誤會。編委會的覆函公開了傅東華的名字，對發表伍實文章作了說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取得魯迅的諒解。 1933年臨近結束的時候，上海文壇還有一場引人注目的論爭，圍繞《莊子》與《文選》問題，在魯迅與施蟄存之間展開。 9月29日，《大晚報》副刊《火炬》登出施蟄存填注的書目，一共兩項，在“欲推薦給青年之書”一格寫著：《莊子》，《文選》（為青年文學修養之根基）；《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為青年道德修養之根基）。 《大晚報》固然是對他攻擊最烈的一份報紙，但類似的書目，同他十年前回答《京報副刊》的“青年必讀書”的意見正好相反。中國的事情總是翻來覆去。魯迅不禁因此聯想到發生在青年中間的許多復舊現象：學寫篆字，填詞，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詩寫成方塊，等等。這些新青年，進的是學校，絲毫沒有沾染過八股毒，怎麼竟會變成這個樣子呢？再想起光緒末年的所謂“###”，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學外文，看洋書的那種進取之態，不免感慨系之。 魯迅用“豐之餘”的筆名，寫了《重三感舊》一文，並加了一條副題：“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前後比照，突出地顯示歷史倒退的現象。內容也如此，旨在證實“新式青年的軀殼裡，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文章批評的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並非為施蟄存而發；施蟄存當然認為是針對他的，於是起而辯難，並且一直糾纏不休。魯迅也韌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稱之為“洋場惡少”。繼《“感舊”以後》上下篇，以及《撲空》、《〈撲空〉正誤》、《若“兼示”》之後，他又以不同的筆名，寫下《反芻》、《歸厚》、《難得糊塗》、《古書中尋活字彙》等。至此，論爭才算告一段落。 雙方論爭的一個重大觸點是：如何看待五四傳統問題。 魯迅從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兩個方面進行統一考察。他向來看重思想革命，而把語言當作思想的載體。但也正因為如此，才從批評劉半農到施蟄存，回到繼續“為白話戰鬥”的話題，至於思想道德方面，流傳了千百年的孔孟之道，以及《家訓》中的“顏氏渡世法”，難道是適合當今這個急劇變化的可生可死的大時代的嗎？所以，魯迅必須站出來，充當保衛“五四”的狙擊手。 在論爭中，魯迅並不專用力於施蟄存身上，他使用慣用的“春秋筆法”，旁及第三種人，胡適“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終於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還有謠言文學，以及二醜藝術等等。因為諷刺的犀利，以致最後連文章也發不出去。 即使如此，他還是覺得這次論爭消耗太大了，本來是無須動太多筆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寫道：“我和施蟄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