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作為統治者的“文藝政策”或“文化統制”，一方面是砍頭，禁書，甚至“銷燬”，不使與世人見面。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這是消極的一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的四庫全書，於有關係的歷史著作，無不加以修改，作為定本，不是鑑定，便是評獎，使文苑中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還有就是以統治者的思想形成一股勢力，一種潮流，並且使知識分子有意無意地迎合這種潮流。 《病後雜談》和《病後雜談之餘》繼而敘說文字獄，以及文字獄以外的統治者的虐政。自有史以來，中國人就一直被同類和異族屠戮，奴役，掠奪，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然而，中國的文人，卻偏能從血泊裡尋出閒適來：“他們不但歌頌昇平，還粉飾黑暗。”文章把統治者的兇殘和文人的乖巧對照著寫，處處流露出作者對以各種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國現實的才子們的輕蔑和憤慨。 這樣的文字當然為檢查官所不容。《病後雜談》送到《文學》月刊，檢查時即被刪掉五分之四，只剩下第一段，即魯迅戲稱的“只剩了一個頭”。他要求將刪剩的部分照樣發表，意在懸頭示眾。，但發表出來以後，就有作家據此評論說：魯迅是贊成生病的。至於《病後雜談之餘》一刪再刪，題目也被改作《病後餘談》，而且刪掉“關於舒憤懣”的副題，才准予發表。魯迅沒有法，只好在結集時設法補正，在曾經刪除的文字旁邊加上黑點，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文章如土欲何之？”然而，世界也不是沒有避居的地方，山本初枝邀他旅日，蕭三也轉達過蘇聯請他參加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的意向，但他都謝絕了。他告訴山本初枝說：“日本風景幽美，常常懷念，但看來很難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會讓我上路。而且我現在也不能離開中國。倘用暗殺就可以把人嚇倒，暗殺者就會更跋扈起來。他們造謠，說我已逃到青島，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並且寫文章罵他們，還要出版，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他這樣答覆蕭三：“大會我早想看一看，不過以現在的情形而論，難以離家，一離家，即難以復返，更何況發表記載，那麼，一切情形，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不能傳給社會，不是失了意義麼？也許還是照舊的在這裡寫些文章好一點罷。” 他離不開上海。 他離不開中國。 他知道他的危險處境，他將繼續著他的“帶著鐐銬的進軍”。&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解散左翼前後（1）（圖）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在國民黨政府軍隊的圍剿中失敗，奮起，輾轉突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遠東及整個國際形勢的估計，確定為帝國主義企圖發動反蘇戰爭，因此，極力要把日本點燃的戰火控制和熄滅在中國土地上。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黨還未足以壯大到可以成為反侵略戰爭的領導者，只有蔣介石才能領導中國抗日，於是把大量的軍事援助傾注於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只是提供急需的藥物，醫療裝置和政治讀物，以及不容違拗的指示。七八月間，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即《八一宣言》，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其基本精神，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場。 自東北四省淪陷以後，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相繼發生。12月9日，北平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口號，集中湧向新華門。國民黨當局不但拒不接見請願學生，還出動軍警驅趕，致使學生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傷。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運動。運動進一步暴露了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實質，揭示了依靠民眾的力量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必要性。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舉行了會議，會後，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必須屬於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權問題上，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對蔣介石所作的揭露和譴責，與魯迅對國民黨政府的敵對態度是相 一致的。這是結論的一致。魯迅並不十分了解共產黨的真實立場，在上海，憑藉國民黨控制下的有限的幾家報紙，他不可能獲得更多的關於共產黨和紅軍方面的資訊。左聯黨組與中共中央實際上也處於隔絕的狀態，何況“周揚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