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麼不可以表態？魯迅知道，這完全是佈置好的局勢，對黃源搞“缺席裁判”，什麼請吃飯，分明是“吃講茶”！魯迅連飯也不吃一口，放下筷子就走。臨走時，他告訴茅盾，請他約黎烈文次日下午到他家去一趟。 茅盾和黎烈文如約前來，坐下不久，魯迅從衣袋裡取出他已簽了字的《譯文》的合同，放在桌面上，說：“晚飯的事，沈先生大概和黎先生談過了吧？”茅盾回答說談過，魯迅接著說：“我在這裡不談了。《譯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經簽了字的，昨天他們出來推翻了。”他隨手指了指桌面上的合同，又說：“這樣，合同不算數了。”他拿起合同，隨即撕成紙條，說：“生活書店要繼續出版《譯文》，我提議，與黃源訂合同，由黃源簽字。”兩人表示同意，他便對茅盾說：“請沈先生通知生活書店。完了。” 魯迅要黃源簽署合同的提議，打亂了生活書店的計劃。由鄒韜奮親自安置在書店裡執理事務的胡愈之當面斥責黃源，並且批評魯迅，說他在新亞的態度是官僚主義的，最後提出要魯迅收回成命，由黃源親自轉達這個決定。幾天過後，黃源收到魯迅的一封信，知道其間有過鄭振鐸的斡旋，然而無效，《譯文》的事情結束了。 十天後，魯迅寫信給蕭軍，述及《譯文》停刊一事： ……對於《譯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動，我倒不大如此，平生這樣的事情遇見得多，麻木了，何況這還是小事情。但是，要戰鬥下去嗎？當然，要戰鬥下去！無論它對面是什麼。 …… 那天晚上，他們開了一個會，也來找我，是對付黃先生的，這時我才看出了資本家及其幫閒的原形，那專橫、卑劣和小氣，竟大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雖然許多人都說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測人，實在太傾向於好的方面了，他們自己表現出來時，還要壞得遠。…… 我們都好的，我比較的太少閒工夫，因此就有時發牢騷，至於生活書店事件，那倒沒有什麼，他們是不足道的，我們只要幹自己的就好。 在他的百般努力之下，《譯文》後來終於復活。他所譯的俄國作家果戈裡的《死魂靈》，原來交《世界文庫》連載，為了對讀者負責，他不想因對生活書店的不滿而中止。但等《譯文》復刊以後，他便將《死魂靈》第二部轉交《譯文》發表，並寫信給鄭振鐸，宣告原來連載的部分不再匯印，而且，在可能有的出書預告上也得除去他的名字。這等於宣告，他和他們已經完全決裂了。 在政治高壓之下，在叭兒和同人的夾擊中，魯迅橫站著艱難對付各路的明槍暗箭。他以“奴隸社”的名義，出版包括蕭紅的《生死場》、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葉紫的《豐收》等在內的《奴隸叢書》；在寫作方面，更多地從事文化批判，後來則愈來愈偏向於“文史”，繞到問題——尤其是權力與知識，政治與文化，以及知識階級自身的問題——的背後，做“刨祖墳”的工作。繼《花邊文學》之後，《且介亭文集》《且介亭雜文二集》，都較為集中地編入了這類文字。  ＇返回目錄＇  
救亡與啟蒙（8）
其中，在日本《改造》月刊發表的《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很富於進攻的性質。所謂“兩三件事”，是指中國的火，王道和監獄。有關“火”的一節，把神話典故同現實中的燒書事件等聯絡起來，透過民間祭火神的習俗描寫，表明權威和壓迫不可能完全征服人心，同時權勢者也決不會因為有過謳歌感謝的人們而施行王道的。關於王道，文章這樣指出： 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在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藥。 為了刨掉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專制主義的老根，魯迅蒐購了一批明清時期的筆記、野史、禁書和檔案等，邊讀邊寫了《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獄史反照現實。 《隔膜》和《買〈小學大全〉記》都寫奴才文人，他們忠而獲咎，以致慘死，根究起來都因為“隔膜”：不瞭解主奴有著嚴格的區分，為奴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文中對乾隆一類“英主”的統治心態有著很細緻的披露：“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是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