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的亡故則與社會和文化有關。這兩次連在一起的事件，使魯迅長期陷於絕望，孤獨，以及對所在境遇的質疑之中。在描寫魯迅性格的時候，人們常常說他多疑、善怒，其實是苦難生活預期教育的結果。在生存的鬥爭中，為了不欺騙自己，他必須拒絕支援，勇於獨戰。他是固執的，頑強的，因為他面對的敵人是整個世界，無主名的殺人團，其強大並非出於個人的幻覺，而是經驗中的事實，因此他不能不堅持作殊死的反抗。然而，作為自覺的弱勢者，他在內心充滿悲憫之情。周家的敗落本身就是一種不幸，從病魔的掌中掙扎至死的父親，到依然留在世界上而為貧困所俘獲的母親與幼弟，都是孤苦無告的受難者。憎來源於愛，責任和勇氣同樣來源於愛。他，一個頭生者，除了站出來做他們的保護人，已是別無選擇。在家庭的由盛而衰的下墜過程中，在上層與下層兩個世界轉換的中間地帶，他長時期停留在那裡，凝視著人類的靈魂，感受著周圍的冷漠，麻木和殘酷。對於魯迅，整個少年時代，不但培育了他的性格，他的哲學，同時孕育了他未來的精神傾向與文學主題。 幸福是單調的，惟有苦難深沉而豐富。在短短几年內，魯迅所經歷的一切，實在遠勝於一個太平順民的漫長的一生。&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十字路口（圖）

喪父之後的魯迅，艱難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這時他已經成為一個“邊緣人”。母親在家徒四壁，生計幾乎無法維持的情況下，仍然讓他讀書，希望他繼續走科舉的道路。但是，兩次變故的巨大陰影籠罩著他，使他對於“正路”充滿厭惡和危懼。而作為一個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麼呢？當地讀書人最常見的兩條出路是做幕友或是做商人，其實是權力和金錢的奴隸，這是他所不願為的。然而，他已自覺長大成人，總不至於像家族中的其他子弟那樣，自甘墮落為遊手好閒者；甚至“破腳骨”；自然也不會拋舍文字，去做那類雖則自食其力卻如牛馬般慘苦，麻木而忍從的勞動者。他處在社會和家族的雙重脅迫之中。《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瑣記，說在這樣的時候，居然還有流言說他偷了家裡的東西去變賣；使他覺得真如犯罪一般。於是，他決計出走。“但是，哪裡去呢？”文章回憶道，“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瞭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為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 一個變動的時代為個人出路準備了意想不到的新的契機。 物極必反。滿清政府統治中國二百餘年，最後一樣跳不出一治一亂的週期率。改革勢在必行。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外部壓力——從洋槍到洋貨——加速了這種來源於統治集團內部旨在苟延殘喘的變革。從戊戍政變可以看到，即使反動如西太后，血洗了一個政改班子，卻仍然得以以改革家的姿態亮相，可知到了世紀末，歷史的時針已經無法逆轉。雖然，改革進展緩慢，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遲遲不見實行，但是，在教育制度以及言論出版方面，則相對寬鬆許多。這些末代統治者，比起大興文字獄的先祖來，並不曉得意識形態的厲害。這種無知，正好使整個社會受益。這時，中西學堂出現了，洋學堂出現了，《知新報》和別的報紙以及一些翻譯的洋書也都相繼出現。陌生的世界成了一種誘惑。長期遭到禁錮的大腦，從此開始變得活躍起來。 在紹興，魯迅同樣可以看到《知新報》，《點石齋畫報》，英人傅蘭雅編著的《格致新編》等新穎的讀物。可以想像，現代科學知識和各種文化資訊給他帶來怎樣的騷動。這同他選擇洋學堂的道路，即所謂“把靈魂賣給鬼子”是有聯絡的。當然，他先後入讀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和礦務鐵路學堂，不用交付學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沒有退路。他太需要自立了。 水師學堂的官辦色彩相當濃厚，到處烏煙瘴氣。而魯迅的觀念也不見得很明澈。在此期間，他曾經同周作人一起參加過一次科舉考試，不論出於何種原因，行為本身是倒退的。幸而，這種歧路彷徨的階段很快終結了。 一所新型的學校拯救了他，在礦路學堂裡，雖然學的漢文還不脫老八股，但畢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以及德語。特別是地質學和礦物學，對魯迅來說，是十分刺激的。整個課堂設定是西式的，連教科書也用洋書。第二年，總辦換成###人物以後，學校的空氣便變得更加活躍了，魯迅有一段文字，生動地記錄了###出現的情形：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