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時，看新書的風氣在學校流行起來。魯迅懷著急迫而興奮的心情，閱讀了嚴復編譯的《天演論》。該書原屬英國著名生物學家，被稱為“達爾文的鬥犬”的赫胥黎的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譯者將導論及本論譯出，其實相當於改寫，結合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實行人治，同歸於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語，獨出機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闡釋。其中，著重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原理，為國人撞響救亡圖存的警鐘。《天演論》於1898年出版，隨即在知識界引起巨大的震盪。魯迅深受達爾文學說的影響，危機感，鬥爭，科學和進步，從此成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後來接觸到其他不同的學說，於此也不曾有所動搖。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一面加速陸沉，一面奮力崛起。義和團運動以一種畸形的集體性行為，試圖依憑傳統的單向方式，解決帝國列強勢力所強加的殖民困境。這種民氣，很快隨同圓明園的大火一起煙滅了。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蛻變的封建士人和新興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上。他們深明所屬的兩難處境，因此深知，必須承受難堪的歷史屈辱，向強大的敵手學習生存。由於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迅猛發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賠款的教訓，中國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是學習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學生留學日本；至1906年，十年間在日的留學生總數共達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魯迅正是在這一潮流之中，作為官費生，由學校選派到日本去的。此間是1902年。  ＇返回目錄＇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鐵屋子裡的吶喊（1）（圖）
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擋。 袁世凱稱帝不久；就在一片聲討聲中一命嗚呼了。以袁世凱為首的權力核心迅速解體；一度達於極度恐怖的政治氣氛變得寬鬆起來，正統的意識形態也因為失去權力的支援而失去固有的強制性力量。在權力集團經過多次的分化與重組，建立起北洋軍閥政府時，已經形成了另一個權力中心——新型的知識者組成的叢集，並開始向它挑戰了。 這個新的知識權力中心主要由一份期刊和一所大學構成。期刊是《新青年》，大學是北京大學，它們都是在1917年前後經過改組，分別由激進主義者陳獨秀和自由主義者蔡元培所領導；其中最活躍的人物，無一不是為西方的觀念和變革的熱情所支配。《新青年》高張“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提倡自由、人權、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政治和傳統文化，發動“文學革命”即白話文運動以推進思想啟蒙。除了陳獨秀、胡適兩位旗手式人物以外，代表性的人物還有錢玄同、李大釗、劉半農，以及新近來京的周作人等。這批人物大抵在北京大學或別的高校任教，他們播下的思想火種，最先在青年學生中間引起燃燒，然後向社會蔓延。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學為首的高校學生髮起的著名的五四運動，以反帝救亡為特徵，把新文化運動推向高潮。但從此，隨著群眾性政治運動的展開，思想運動開始漸漸衰退；而文學，也就不再擔當領唱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房間裡去了。 魯迅的反應相當遲緩。社會運動的浪潮在周圍咆哮，他彷彿無所察覺似的，依然平靜地度他的小官吏的生涯，“麻痺”和“裝死”。終於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到訪，給他的精神生活帶來了根本性的改變。 這位朋友就是《新青年》的編委之一，新文化運動中的悍將錢玄同，在《〈吶喊〉自序》中記作金心異的。自序這樣寫道：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它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 《狂人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