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此書，感慨萬分，依然親切無比。

提到漢代西域，講到漢天朝與羅馬帝國的關係史，我不禁又想到了漢武帝的那首婦孺皆知和膾炙人口的《西極天馬歌》：“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寶劍贈英雄，贅語贈摯友。匆匆草成此篇，獻給丘進學兄，同時也與整個中外關係史學界同仁共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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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第1章　引論一、漢代中西關係研究的背景（1）

第1章

引論一、漢代中西關係研究的背景

中外關係史是研究歷史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各方面交往的內容及規律的專門學科。漢代中西關係則是中外關係史早期的一個重要階段。因此，中外關係史的發展狀況，直接構成了漢代中西關係研究的背景。

從廣義上看，對中外交往關係的研究，遠在漢代就已有了雛形，太史公在《史記》中開闢的《大宛列傳》、《匈奴列傳》等專門章節中，詳述中西交通、民族關係及西方國家概況，不僅顯示了史學經世致用的意義，也創造了一部最早的立足於中國的世界史。《漢書》在這方面更進了一步，特別是其中的《西域傳》，對漢代西域大小國家、民族的情況及其與中原地區發生的關係，均有生動翔實的介紹。此後，後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家在撰寫後漢歷史時，也多繼承了這一傳統，如《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等。而范曄擷取眾家之長，總成《後漢書》，在其《西域傳》中，使漢代中西交往的情況得到延續的記載，並且補充了班固去世以後的許多新的重要材料，還首次記錄了有關“大秦國”的若干史實，從而表現出中西交往過程中某些規律性的東西。此外，《三國志》注引《魏略》中，保留了其他正史所不見的珍貴材料，使一些位於遙遠的西北亞甚至東歐地方的古代民族及其與東亞地區交通的模糊形態變得清晰起來，為研究古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應該說，前四史中的有關部分，再加上其他先秦、秦漢古籍《山海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王會篇》、《淮南子》等關於中西交通的很有參考價值的記述，為揭示中西交通最早階段的發展狀況和規律，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以後歷代許多地理學家、旅行家的遊記、考察記（如《水經注》、《大唐西域記》等），則進一步豐富了這方面的內容，成為中外關係史學研究的基本材料。這些歷史材料，對於瞭解中亞、西亞的許多古國和民族的概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西方學者承認，研究這些民族的歷史，“要廣泛地利用中國史料”［1］。

《淮南子》

在清代以前的歷史資料中，有關早期中西關係的記載，大多是附帶的、零碎的，缺乏專門而有系統的理論研究。17世紀俄國侵華之後，中外關係的問題（特別是西北史地和元史）引起了政治界和學術界的密切注意。許多傑出的學者，如錢大昕、魏源、何秋濤等，均為此作過不朽的貢獻［2］；他們縝密的考據，也成為古代中西交通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19世紀末，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形勢帶動下，大批“冒險家”闖入亞洲、非洲、南美洲等一些人跡罕至的地帶，一方面蒐集地理、氣象、物產、人文等有戰略意義的情報，一方面也有少數學者型的人物兼事歷史研究和考察。特別是在亞洲腹地的中亞地方，幾十年間，從事這類“探險”和考察者約有五十餘人次，其中最著名者有斯文·赫定［3］、斯坦因［4］、伯希和［5］、科茲洛夫［6］等。他們在以新疆為主的中亞地區粗暴地挖掘、破壞古蹟，大量竊走我國珍貴文物寶藏；但同時，他們也撰寫了許多有關古代中國交通和考古方面的書籍，在西域史地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化學等領域取得不少成績，從而為古代中西關係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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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第1章　引論一、漢代中西關係研究的背景（2）

西方學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對中國的史地研究產生了不少積極的影響。例如清末的一些西北史地考據家，對古代地名的考釋習用音差、音轉、音訛、急讀等方法，但由於他們常以自己熟悉的方音做參照系，故考據的結果不易準確。以後逐漸有人運用西方學者的語言比較學，將漢語古音、西部民族語言與中亞地區國家和民族的語言進行比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