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頻繁爆發，但和平與互利始終為主線。在這種交往中，受惠的永遠是雙方。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在這裡既有對決，又有借鑑與互動。正是由於這種互利、互補、互促和有時甚至是互斗的關係，才造就了世界人類古代文明的輝煌。如果沒有這四大文明交流的奠基，那麼世界人類文明史恐怕就會是另一種面貌了。

對於以上這些複雜的問題，大家在一部優秀論著中，都可以找到滿意的答案。這就是現任西安交通大學副校長丘進先生當年的博士論文《中國與羅馬》的修訂再版本。此書確實值得一讀，值得一評，值得好評。

筆者本人作為一名長期從事中外關係史，特別是中西關係史研究的學者，當然會特別重視對於中國早期與羅馬關係史的研究。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上個世紀80年代，當筆者初涉史學界不久，便有幸結識了暨南大學的朱傑勤教授及其高足丘進先生。

朱傑勤教授是我國中外關係史學界的老前輩。他的一部《大秦國全錄》，曾使中外關係史學界長期受惠。“文化革命”之後，他首倡將我國傳統的學科“中西交通史”重新定位為“中外關係史”。他的這種遠見卓識，對於我國近30年來的中外關係史研究，厥功至偉。當時，我是剛剛步入學術界的一個無名小輩。我永遠不會忘記，朱傑勤教授從廣州赴北京出差，竟然會帶著兩個小西瓜去看我，充分表現了那道德文章和為人師表的學術大師的風範。丘進先生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中外關係史方向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論文《中國與羅馬》及其另一部譯著《羅馬與中國》，都是本學科的科研人員和正在攻讀學位的學生們的案頭必備書。自80年代以來，我與丘進先生始終保持聯絡。雖然他很早就從政，做了國務院僑辦的司長，但我仍以學長的心情對待他，始終奉他為本學科的中堅。他雖然身投政界，卻仍然心繫學術界，默默地為中外關係史學界做了許多好事。每當我們遇到困難時，他都會鼎力相助。鑑於這種關係，喜聞丘進先生的這部《中國與羅馬》修訂再版時，客氣地讓我再贅言幾句。雖然我並無此資格，但於情於理都義不容辭，故而不拘譾陋，再堆砌幾句“添足”之語。

此書首先是史料豐富。我們坦率地承認，有關漢代中西關係的史料寡而簡，其中有許多資料甚難稽考。丘進先生利用他在讀書期間的名校名師的有利條件，對資料蒐集詳盡。他對資料的謹慎而又周詳的考證，在前輩學者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確有許多卓越新見。

全書將漢代中西關係史的中心側重於中方。這既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也突破了西方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框架。由漢至唐，甚至更靠後一些，雖然也有不少“西貨”傳入中國。但在絲綢之路上運輸的主要是中國貨，而且都是民生所必需的商品：絲綢、瓷器、中草藥。到了明清之後，特別是清季，才出現了“絲綢之路”的轉向問題。

全書採納了在80年代在中國學術界尚屬“新史學方法”的比較研究方法。當然，比較不是目的，只是透過中西曆史現象的共性與差異之比較，而揭示歷史的發展規律，特別是突出歷史事件的內在聯絡。作者採取這種方法，便大幅度地擴大了其研究的時空範疇，使他視野開闊、遊刃自得，從而凸顯了這段歷史的厚度及其整體性。

全書觀點公允客觀。作者徵引了大批中外文資料，取捨精細，不囿於一家之說。公正客觀，是任何一部史學著作得以立足書林的先決條件，丘進先生很好地把握了這條準則。

研究漢代中西關係史時，最棘手的問題是“內外分別”。中華帝國，大概是世界上疆域最穩定的國家。儘管其實際管轄範圍，在歷史長河中也有變遷，但其基本疆域始終是比較明確的。我們不宜把歷史上中國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中國歷史上“分裂”時期的不同政權之間的關係、某些地方政權與天朝政府的關係，不加區分地作為“中外關係”來處理。對於非常典型的西域，我們也只能把這一切都作為中國與羅馬交通幹道所經過和到達地區的關係，也就是與絲綢之路沿途地區與民族的關係史。這些問題既棘手，又敏感，頗難處理。丘進先生基本上妥善地破解了這道難題。

當然，丘進先生的這部著作，是在20多年前構思、撰寫和出版的。它是文革之後的首部博士論文，是一部開拓性的史學論著。今天看來，其時代的烙印還是可以窺見的。但是，我們提出超越時代的苛求，也是不現實的。不過，從總體來看，這部著作還是經受了時間的考驗，至今仍不失其學術價值，依然是本學科諸多著作中的佼佼者。當年，我在意氣奮發的歲月讀此書，受益匪淺；今已耋耄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