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西關係源頭，譜寫絲路文化新章

——重讀丘進先生的《中國與羅馬》

中西關係的緣起，並不在漢代。在漢代之前，中西方就已經具有了不連貫的、非系統的、不明確的和甚至大多是以傳說和誤解為基礎的相互瞭解。在希臘和拉丁作家中，最早提到“賽里斯國”的人，應屬公元前4世紀的克泰夏斯（Ctesias）。他在一部有關世界上有人居住區域的奇聞軼事的著作中，便提到：“賽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發現某些身高達13肘尺（Coudée，約合0。5米）的人。他們可以壽逾200歲。”現代考古發掘，提供了有關早期中西關係的更多物證。近年來從人類學、人類文化學、人類物質文明史角度從事的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特別令人耳目一新。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中西交流史源遠流長，其肇端應斷代為公元前數世紀時。

然而，據現有的可靠史料記載，中西關係史應該是於漢代（自公元前2世紀起）形成雛形，於唐代期間形成了明確而又固定的關係，到明清時代形成了交流高潮——近代意義上的“中西關係”。

中西關係的發軔，正如古今中外所有國家間、地區間和民族間的交往一樣，物質需求應為主導。由於追逐和尋求物質財富資源、開發資源、爭奪資源和利用資源，才產生了與他方交往的慾望。過去某些國家、某些學者宣揚的以推進人文價值觀念，某種文化和信仰，或者是為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某些利益，才走出家門、地域門和國門，將目光和精力投向外方的觀點，是有明顯偏頗的。中外歷史上的一次次友好往來、一場場侵略與反侵略戰爭、一次次軍事遠征，主要都是為了爭奪物質資源和經濟利益。甚至連許多“文化傳播”的背後，也明顯地受經濟利益的策動。歸根結底，在早期，應該是物質交流催生了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也必然會最終轉向為物質交流服務。當然，隨著歷史越向前發展，文化與經濟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了。對資源和物質利益的追求，必然會導致文化交流的產生與發展；文化交流的興旺發達，也必然會導致物質交流的突飛猛進。在經濟交流中，必然帶去文化成分；在文化交流中，也必然會涉及物質利益。當然，歷史發展到今天，經濟與文化的交流，有時很難區分孰輕孰重，孰前孰後了。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大概是永遠不能顛倒的。

古老的歐亞大陸，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源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宰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序。中華社會與羅馬社會，巍然屹立於歐亞大陸的兩極。它們之間的交流，不僅對這兩大文明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也深刻影響其間廣袤無垠、民族眾多和歷史複雜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文明，都帶有中華文明與羅馬文明的明顯影響。所以我國早期學者，都把該學科稱為“西域史地研究”或“中西交通史”。用現代學術語言，則將這種漫長而又錯綜複雜的交往途徑，歸納為“絲綢之路”。無論這種定名恰當與否，科學性有多大，它已成了學術界的一種不絕於耳和言必稱之的流行語，或者是一種無所不納的“百寶囊”。我們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吧！無論如何，“絲綢之路”是古代將世界四大文明連線起來的重要交通樞紐。

我們還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在早期的中國與羅馬之間的關係史上，很少有這兩極之間的直接交往。絲綢之路也從未從一端直通另一端。特別是在漢代，中國與羅馬之間的交往，始終是透過大中亞的無數民族或大大小小邦國的中介作用，才逐程逐站地接力式完成的。這些民族與邦國，出於經濟和政治利益，有時故意向兩極隱瞞對方的真實情況（如絲綢的產地和生產技術問題），或者是千方百計地阻止雙方的直接交流（如勸阻甘英渡海西使）。研究早期中國與羅馬的關係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絲綢之路沿途各民族與小王國的歷史，以及它們與兩極之間的關係史。這就是中國與羅馬關係史上的“路線圖”問題。中亞始終受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的制約。曾經滄海難為水，許多盛極一時的城邦國一個個、一批批地被湮沒，許多民族被迫遠距離地遷徙，道路改道甚為頻繁，綠洲變成沙漠大磧，江河湖泊變成瀚海。所以，中國與羅馬早期交往史上的許多問題，都非常複雜和混亂，需要作出大量的梳理和考證工作。這始終是擺在從事中西關係史研究的學者們面前的艱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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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探索中西關係源頭，譜寫絲路文化新章（2）

在中國早期與西域，乃至中國與羅馬的交往關係中，雖有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