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實際上已遠及今天的中亞、西亞和歐洲東部了。

為了系統地探討中西交往的發展過程和特點，似有必要將這種交往涉及的西域地區的各部族國家的社會經濟概況，以及它們在中西交通中發生的不同作用，加以綜合的考察。同時，由於西域範圍廣遠，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其歷史和社會狀況相差很大，下面將漢代之西域分為三個區段來研究。第一段是匈奴、月氏及西域都護所管轄的地區，第二段是中亞的巴克特里亞（Bactria）及貴霜國家（Kusana），第三段是帕西亞帝國。這樣的分階段剖析，一是為了有層次地、由近及遠地透視中西交通發展的歷史過程；二是為了便於以商路交通作為參照，將當時幾個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加以比較。

一、匈奴、月氏、烏孫等部族與中西交通的發展

（一）匈奴

兩漢時期，在中亞地區影響最大、活動範圍最廣的少數部族就是匈奴。它的崛起、發展、強大、衰弱、分裂，以及最終歸併入中原和西遷而去，一直與中國的社會變化有密切關係。

《史記·五帝本紀》記黃帝北逐“葷粥”。夏代也與此北族為鄰，接觸頻繁。殷商與“鬼方”有過多年戰爭。西周時則頗受“狁”入犯之苦。到了春秋時期，“戎狄”已擴張到大漠南北，甚至伸入華夏中原，所引起的頻仍戰火，不絕於史載。這些“北狄”部族，構成複雜，來龍去脈，難以分辨廓清。但可以確定的是，到了戰國末期，這些北方諸族，在漠南河套及陰山地區，凝聚起一個強大的社會組織——匈奴。

匈奴充分利用了當地的自然資源，形成了以畜牧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它廣泛地接觸四鄰其他民族，博採眾長，發展了自己特有的、具有一定水平的生產技術［1］，並加強了自己的軍事實力。到了秦末漢初，匈奴成了中原漢族北方最嚴重的威脅。

匈奴總人口，史家基本定論為150萬~200萬［2］。他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擁有兵力達三十餘萬。這對於周鄰其他弱小部族來說，無疑是一支龐大的軍隊。由於“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性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因而不僅經常入犯中原，而且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廣大地區，設立“僮僕都尉”，實行野蠻的民族掠奪政策，成為古代新疆地區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見附錄2）。

匈奴雖是遊牧軍事部族，但也有廣泛從事商業交換的傳統。他們的農業、手工業不夠發達，產品不能滿足自身要求，因此便頻繁與周鄰民族，特別是與中原漢族發生商品交換關係。他們“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3］。直至東漢時，仍“遠驅牛馬與漢合市”［4］。這種貿易關係，文獻很多記錄，在考古發掘中也有大量反映。特別有意義的是，在匈奴墓葬中，既發現漢朝生產的精美絲織品，也有刺繡著伊朗古式的植物、鳥獸紋及人物紋等來自西亞的毛織物，還發現屬於西徐亞（Scythia，一譯斯基泰）風格的旃氈。馬長壽指出，這些是匈奴透過交易從未征服的西域各國買來的［5］。此說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史料記載指出，匈奴的國際貿易活動，甚至連社會地位低下的婦女也積極參與［6］，可見在匈奴內部，從事商業販運和貿易交往，是一種官方、民間都重視的經濟活動和民族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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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節：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2）

此外，從北方草原古代遊牧人造車技術及其與中原地區、歐亞北部地區造車工藝比較來看，也得出在遠古時代草原地區人民與南、北、西方開展商業交通的結論［7］，這與匈奴人的對外交通發達有歷史上的密切關係。匈奴畜牧業是高度發達的，這不僅為交換提供了優良的商品，也成為發展交通事業的重要條件，因為他們生產的駝、馬、牛、驢等，既是商品，也是運輸車輛的動力。匈奴人的青銅文化、鐵器文化與鄂姆斯克（Omsk）的西徐亞…西伯利亞文化、米努辛斯克（Minuchinsk）鐵器文化、商代及春秋戰國中原文化之間的同似性，雄辯地指明瞭這些地區的古代交往的關係是有淵源的。王治來設想：“在先秦時代，中西商路也可能是經過北方草原地區，即經過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亞草原，然後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8］文獻記載、考古證實和科學研究，都為該設想提供了證據。只不過目前尚無法將這種交通路線十分具體地描繪出來，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穿過匈奴故地，由北方草原通向西方的商路的大致輪廓。

漢朝與匈奴的鬥爭與交往，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