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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漢書·匈奴傳》:“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④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單于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

⑤“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

⑥《後漢書·南匈奴傳》: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戾絹綬,……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又送“繒千匹,錦四端”等物,“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歲以為常”之外,公元52年、55年、143年等,東漢政府均以巨量絲織品賜贈匈奴。

[54]《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167頁。

[55]《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364頁。

[56]《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102頁。

[57]《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2頁。

[58]《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486頁。

[59]《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506頁。

[60]高敏:《試論漢代抑商政策的實質》(《鄭州大學學報》1963。3)。

[61]《漢書·貢禹傳》。

[62]《潛夫論·浮侈篇》。

[63]《鹽鐵論·力耕》。

[64]朱傑勤:《漢代中國與東南亞南亞海上交通路線試探》。又,梁啟超有說謂“漢代黃支,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補羅國”。翦伯贊較為謹慎之說也認為已程不國在今新加坡以西。

[65]《西漢南越王墓發掘的初步報告》(《考古》1983。4)。

[66]沈福偉:《兩漢三國時期的印度洋航業》(《文史》第二十六輯)。

[67]辛哈·班納吉:《印度通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82頁。季羨林指出:公元前4世紀印度史書中的“嶠奢那”(Kauseya)即蜀絲,“支那帕塔”(Cinapatta)是“成捆的絲”(《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56~163頁)。

[68]陳茜在《川滇緬印交通初探》(《中國社會科學》1981。1)文中以為“蜀布”即絲織品;武敏(《吐魯番出土的蜀錦研究》)也持此說。但大夏市場上的“蜀布”若是一般的中國絲綢,則很難分辨出是何地所產,張騫只能獲得“繒帛”之類的印象。若是當時聞名於中原各地的“蜀錦”,張騫也不至於誤認為是“布”。況且漢代蜀地盛產苧麻,布的品種也很多,如《說文》:“縴,蜀細布也”;《鹽鐵論·本議》:“齊阿之縑,蜀漢之布”;《蜀都賦》雲:“黃潤(即細布)比筒”,“布有橦華。”《後漢書·西南夷傳》記哀牢“知染採文繡,罽帛疊(即花布),蘭幹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當時西南地區生產的斑布、蘭乾布、白越布、黎單等,都很有名,而且質量可與綾錦比美。這種特產,價格便宜,產地又當西南夷道,流入西域,是很自然的。

[69]楊建新、盧葦:《絲綢之路》,9頁。

[70]胡四維(A。F。P。Hulsewe)認為:“漢朝向中亞擴張只有一種動機,即希望阻止匈奴人的入侵”,並斷然宣佈漢代的對外貿易“從來也不是漢朝向中亞擴張的動機之一”。詳見其《漢代絲綢貿易考》(《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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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節: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1)

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

古代之西域,本是一個很模糊的地理概念。西漢時代的西域,一般指張騫出使途經的地方;東漢時則多指班超經營的區域。但實際上兩漢對外交往已經遠超出這個狹義的範圍。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至烏孫,以當地人為嚮導,分道遣使繼續西進,抵身毒及安息國都。當時已有關於“犁靬”的傳聞記載。這樣,“西域”的意義,便擴大到了伊朗高原以至於希臘人故地了。又,《後漢書》、《魏略》中的“大秦”,更在極西之地。甘英奉使西行,欲通大秦,臨波斯灣而返。班超派他去了解的大秦國,非羅馬帝國莫屬。所以,從廣義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