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因為漢代對外族的戰爭，主要是針對匈奴；對外族的和睦交往，致力最多的物件也是匈奴。特別是漢政府在開拓西域交通的過程中，所接觸到的諸多西部民族和城郭國家，也大都與匈奴有關。

在漢代初年，大兵之後，國家處於積貧積弱狀態，完全不具備向外經營、統一週鄰部族的基本條件。而在楚漢戰爭的空隙之中壯大起來的匈奴，卻似乎在實力上超過了中原漢族。漢高祖劉邦在白登受匈奴之圍，險些成了俘虜，就是當時漢匈力量對比的一個寫照。匈奴成為漢朝的最大軍事威脅，以至到匈奴軍臣單于在位之世（公元前160年~前126年），漢朝北疆郡縣仍屢遭其擄掠之苦。自漢景帝施行通關市政策以後，政府著眼全域性，採取了一系列合理政策，使匈奴與漢民族大體保持一種和平的接觸，即如《史記·匈奴傳》記：“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自景帝至武帝初年（公元前139年以前），漢朝對待外族的這種政策基本上是切合實際的。通商與友好，既促進了匈奴生產水平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為漢朝以後向外開拓、交通四鄰打下了社會基礎。此外，當時匈奴軍力較漢強盛，漢以和親之策，緩和與匈奴上層統治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有利於爭取時間，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為最終開創大一統的新局面做好準備。

但這種政策畢竟只是權宜之計，除了“通關市”這一條帶有和平交往的性質外，其餘“和親”“厚遇”“饒給之”等，均體現一種本末顛倒的、落後倒退的民族關係，它不可能使漢朝與匈奴之間的關係正常化，更不可能使中原人民從根本上免除匈奴入侵的災難。劉徹即位之後，漢代社會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上逐漸完成了對外開拓的準備，這時對匈奴的消極和親饒給，已經不可能適應社會發展的形勢了。特別是所謂“和親”一項，每年對匈奴單于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