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對國內階級鬥爭的論斷，極大地影響了包括劉少奇在內的黨內其他領導人。劉少奇儘可能地同毛澤東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開始“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

調整工作繼續，而另一條戰線：階級鬥爭，也很快提上了日程。劉少奇不得不拿出許多精力主持在農村、城市普遍展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繼續進行，毛澤東強調的階級鬥爭問題雖然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卻並沒有引起全黨的充分注意，大部分黨內領導人的主要精力還是在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上。因此，毛澤東決定在1963年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主要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和城市裡開展“五反”鬥爭的問題。

1962年11月12日，劉少奇同參加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中組部和各中央局組織部負責人談話，著重談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

劉少奇說：執政黨建設有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基層組織問題，一個是幹部問題。兩個問題，起作用更大、影響更大的是幹部問題，要重新教育幹部，選擇幹部，鑑定幹部，保證幹部隊伍的純潔。幹部當中，特別是高階幹部、中級幹部當中有不好的，有壞人、蛻化變質的。黨外很多人擔心：共產黨沒有當權是好的，當了權是不是會腐化？這的確是個問題。如果我們不注意，不留心，黨也可以變質。對貪汙、腐化、墮落的幹部，要大張旗鼓地處理，要通報全黨，進行教育。對貪汙腐化，要注意大的。

可以說，劉少奇對加強執政黨建設一直非常重視，對即將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但一開始從未同階級鬥爭方面相聯絡。

但是，中共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對階級鬥爭作了一番擴大化的論述後，對黨內會出“修正主義”作了肯定的回答後，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

劉少奇也開始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了：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階級鬥爭相聯絡。

1963年2月6日至9日，劉少奇主持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主要討論大中城市集市貿易、糧食、勞動工資、增產節約和在城市開展“五反”（即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問題，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作準備。

7日，當彭真彙報時，劉少奇插話說：“估計這是一個很尖銳的階級鬥爭”，對我們黨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

9日，劉少奇在會議結束時說：

要把這個運動看作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這次不會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廣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這一次不是抓原來的資產階級，是搞新生的資產階級，是搞共產黨和國家幹部中間的資產階級，是搞勞動人民中間出來的一部分人。這些人危害性更大，反起來更難，而且人數比上一次“三反”“五反”要多。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劉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會議。

12日，彭真作了關於開展“五反”運動的報告。

接著，劉少奇講話說：

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這個階級鬥爭的物件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分散主義。

我們已經消滅過資產階級，現在又有新的資產階級。對於新的資產階級和對於老的資產階級的態度不一樣。老的資產階級、原來的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是採取贖買政策，還要他當政協委員。這些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貪汙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他們比老的資產階級分子小得多。那些老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本錢比較大，有店鋪，有工廠，有生產資料，而這些新的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在國家和人民困難的時候剝削來的，是破壞性的。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的實質（2）

因此，要把“五反”運動看作是一個消滅新起來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鬥爭，看作是又一次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

劉少奇在會議上說：“總是口裡講階級、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

當時，由於中蘇兩黨的論爭越來越激烈，促使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判斷更深了一步：黨內“修正主義”正在加緊準備“復辟”資本主義，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越來越嚴重。

這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