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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在兩次不太正常的會議上，兩次鄭重提出這個問題，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和果敢的魄力。

劉少奇堅持了自己的意見：留有餘地。

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要求全黨“絕不可以因為階級鬥爭妨礙我們的工作”，“不要因強調階級鬥爭放鬆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階級鬥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不要讓階級鬥爭妨礙了我們的工作。”

八屆十中全會最後規定：這次會議的精神只傳達到行政17級以上幹部，不向下級傳達，不在全黨展開討論。

但是，毛澤東接受劉少奇的這一建議是有條件的：經濟工作不能放鬆，階級鬥爭也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這次會議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基本上按照原先的佈置繼續進行，國民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但同時在政治上大力強調階級鬥爭，一步步升級，出現進一步擴大化的趨勢。

於是，如同廬山會議一樣，七千人大會後開始的一系列調整工作，實際上也是針對幾年來的“左”的錯誤進行糾正的工作，被迫降低了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中止了。

以七千人大會為標誌的再一次糾“左”，也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作出了十分的努力之後，被迫中斷了。其程度不同的惡果，也就很快到來了：廬山會議後出現的是大反右傾，出現的是國民經濟陷入困難時期，與後來的浩劫相比，這還僅僅是一次小的挫折，而且這一次挫折還有部分的自然因素；自北戴河會議與八屆十中全會後，出現的就不是反右傾了，而是階級鬥爭的擴大化，是“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之爭，是反對黨內的“修正主義”，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這一次浩劫，卻是實實在在的人為因素。

在劉少奇看來，八屆十中全會後很長一段時期內，他的工作重點自然而然地分為兩個：一是國民經濟調整，二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劉少奇頂著很大的壓力，繼續主持在他力爭下才得以倖免的調整工作。儘管越來越舉步維艱，但劉少奇沒有絲毫退縮的跡象。自1962年10月15日開始，至11月27日，劉少奇一共主持召開了九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會，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調整工作進行調查。劉少奇要求各個部門都要繼續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在經濟情況有所好轉的情況下，不要鬆勁，“國民經濟開始好轉，但是還要緊張工作。”

劉少奇支援了農村“包產到戶”（12）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劉少奇逐步開始了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進一步的發展經濟、改革探索的階段，開始在各個場合闡述自己的這一系列改革的主張。

儘管有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使整個國家出現了“兩張皮”的現象：一是經濟調整繼續進行，一是階級鬥爭問題不斷被擴大化。但是，1962年的國民經濟狀況，到下半年開始有所好轉：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基本建設投資減至67億元；鋼為667萬噸；煤為億噸。同時由於大規模的關停並轉，工業結構趨於合理，農業戰線得到了加強。農村勞動力從億人增加到億人，糧食、棉花、生豬收購價格提高了10％—20％以上，幾年內共向農民退還平調款20多億元，這都使農業市場迅速恢復和發展，當年糧食總產量達到3200億斤，比1961年增加250億斤。財政狀況也有所好轉：以前多發行的60多億元貨幣很快回籠，1962年財政結餘億元，這是自1958年以來，國家財政第一次由赤字轉為盈餘。

在國民經濟有所好轉的情況下，劉少奇仍然保持了冷靜的頭腦：要抓緊，要繼續努力工作，不要再來一次調整。

雖然“四清”運動已經開始，但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堅持下，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改革與發展。

1963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了工作會議，討論1964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農業、工業等方面的發展問題。會議決定：自1963年起，再用3年的時間，繼續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作為今後發展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的調整工作，從恢復時期逐步走向了一個發展時期，調整重點也發生變化：從大規模縮減、大幅度後退轉向加強薄弱部門和薄弱環節，貫徹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