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戶不行，還是集體生產。分食堂不是分田，田不能分，仍歸大隊所有，也不是包產到戶，這條要肯定。

有些零星生產也可以包產到戶，如田塍，可以包產到戶。我小的時候，我們家的田塍就歸我們母親種，那時收的東西也不是歸全家所有。田塍包產到戶，收稻草時常常把田塍上的豆子拖死，誰種豆子，那一段的草可以歸他收。

荒土是不是可以包產到戶？

社員：包產到戶要好。

劉少奇：收入要交一點給生產隊，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員有了就好辦。

田塍的產量也要交一點給生產隊，少交一點，一百斤交十斤，多了，交五斤也可以，要交生產隊一點，因為田塍是集體所有的。把它包死，包死好。

看來，劉少奇當時贊成有限的“包產到戶”：集體生產，小量的、不成大片的土地可以包給農民種。而且，他相對地說出了幾十年後廣大農民中盛傳的：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同時，劉少奇還提出：要包死，包死好。

這話怎麼理解？實際上就是說：把要包的地明確下來，長期不變，不能上午刮北風，中午又刮南風，下午刮東風，晚上又起西風，要定下來，讓農民安心生產。在他誕辰100週年的時候，中國大地上，中共中央再次作出決定：延長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

5月13日，劉少奇在聽取中共湘陰縣委彙報時，對縣委提出的“分田到戶”的問題做了回答：

集體生產的優越性群眾是懂得的，要正面教育，講清道理，不要戴帽子。自留地是分給他的；田頭、田角、田坎可以種豆子，但不是分給他的，而是包給他的；還有5％—10％要交給公家。自留地、發展家庭副業、發展生活資料可以自由，但生產一定要集體的。

與其說劉少奇在思想上的這一變化是由於農民自發的傾向的影響，倒不如說是劉少奇在調整時期，面對農村的困難形勢，把“包產到戶”、“責任制”當成了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種有力的方式。

由於農民自發的力量和農村基層幹部的大力支援，農民們在包產到戶的過程中嚐到了甜頭，悄然興起的“包產到戶”的浪潮，已經剎不住車了，漸呈星火燎原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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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支援了農村“包產到戶”（3）

曾希聖心裡有點打鼓：畢竟毛澤東並沒有完全肯定這一做法，而是要他去搞試驗，也沒有贊成他搞推廣。

於是1961年7月，曾希聖借毛澤東赴安徽視察之機，當面彙報了農村的形勢。

毛澤東說：你們認為這種做法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

曾希聖可得了一柄“尚方寶劍”。安徽省委一傳達，包產到戶迅速在全省推廣。形勢起了連鎖效應，各地紛紛效法安徽：湖南、河南、浙江、陝西、甘肅、貴州等地也先後搞了名目各異、形式多樣的生產責任制。

但是，包產到戶實際上與毛澤東所主張的集體化的道路背道而馳。這就決定了包產到戶在那個時期的最終命運。

1961年12月，毛澤東在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說：生產恢復了，是否把“責任田”辦法變過來。

曾希聖沒有附和：群眾剛剛嚐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

這話表明，曾希聖顯然並沒有對毛澤東的說法有深刻的領會：停止“責任田”、“包產到戶”。

不久，在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受到了嚴厲批評，“責任田”也就作為“單幹風”受到株連。當然，曾希聖的錯誤還有其他方面。在安徽代表團的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佈撤銷曾希聖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代以李葆華。

實際上，曾希聖的被撤職，不僅僅是刮“五風”的問題，這個問題全國各地都有，都存在，這是一個大氣候，關鍵是“責任田”和“包產到戶”的問題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從劉少奇的談話中就可以看得出來：有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只有“三改”、“責任田”是曾希聖主張並報中央“同意”的。

就在劉少奇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時，他也對曾希聖所主張的“責任田”和“三改”問題保留了意見。

劉少奇說：

三改大家意見好像損失大，收穫少，這個結論可以這樣，恐怕也不能說一點成績也沒有，某些地方還是有點成績的。三改損失是大，將來怎麼搞，是不是還要搞，搞多大，要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