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鍋飯”。

農民的語言，是最形象的，也是最實際的。

路是人走出來的。最早出現包產到戶的是安徽省。

1960年初春，安徽宿縣的一位7旬老農向公社提出了一個要求：他要帶著生病的兒子上山開荒種地和休養。公社並沒有考慮其他什麼，就同意了。

結果，在這片荒山野嶺上，種出了中國最早的責任制的花朵。

這位農民和他的兒子共計開荒16畝，收穫糧食3300斤，上交糧食1800斤，剩餘的有口糧、種子和飼料糧1500斤，養豬、養雞得了現金60元。

並不止此，這位農民勇敢地向當地領導彙報了自己的經驗，並建議：最好把田包給社員去種。

曾希聖主持的安徽省委瞭解到這一情況，非常震驚：這還了得！這是對人民公社的否定嘛！

事關重大，曾希聖專程去上海向華東局負責人柯慶施彙報。柯慶施說：這個辦法可以試驗，不要推廣。

1961年2月，柯慶施路過安徽全椒縣古河鎮時，幾個農民向他當面提出要求實行“責任田”，要他實行“包產到戶”，甚至質問他：“為什麼不相信我們？”

儘管柯慶施沒有支援，但安徽省委還是根據農民的要求，創造出一種在計劃、分配、大農活、用水、抗災等方面實行統一管理（即“五統一”）下的“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的形式。當年3月，安徽省委冒著風險，在全省普遍實行了這種生產形式，怕被人誤解說成是“單幹”，就把這種形式叫作“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責任制。

沒想到，20餘年後，這種責任制從最初的不敢見人的“小姑娘”，“女大十八變”，成為花枝招展的“大姑娘”，綻顏怒放。

但是，當時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都沒有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明確的答覆，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責任制”也就只能“嬌羞”地小心翼翼地挪動著步伐，生怕越過了“警戒線”。

1961年3月15日、16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借廣州工作會議之機，兩次進言毛澤東，向他彙報這一問題，並希望毛澤東有一個明確的態度。

但是，毛澤東沒有明確的答覆：“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

毛澤東含糊其辭的答覆，可把曾希聖高興壞了：“已經通天了，可以搞。”

顯然，曾希聖是誤會了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作為人民公社的倡導者，不可能贊成這種實際上對人民公社具有否定因素的“責任制”。“可以試驗”，並不是“可以搞”，更不是“大面積推廣”；而且有潛臺詞：“搞壞了檢討就是了。”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劉少奇支援了農村“包產到戶”（2）

就是要對“責任制”的推行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等著挨批。

就在會議期間，毛澤東透過柯慶施轉告曾希聖：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

3月20日，曾希聖再次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等人寫信，如實地分析了“責任田”的長短優弊，認為好處明顯，大於壞處。毛澤東沒有表態。

於是，包產到戶、責任制在安徽全省範圍內以及在全國部分地區迅速地展開。就在這一期間，全國已有不少地方已經開始了不同程度的包產到戶：安徽全省達80％；甘肅臨夏地區達74％；貴州全省達40％；浙江新昌縣、四川江北縣達70％；廣西龍勝縣達％；福建連城縣達42％；廣東、湖南、河北、東北三省等。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約佔20％。

這一情況引起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注意，先後兩次派人到安徽農村考察，並根據考察結果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做法。

陳雲也要求糧食部派一位副部長去安徽調查。這個人就是時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康民。周康民調查的結果就是：他們有五個統一，即統一安排糧食生產計劃，統一大農活，統一管水用水，統一打場，統一分配（包產數字以內的），不是單幹，是克服困難的辦法。周康民寫了一份調查報告，以“簡報”的形式呈送了中共中央。

1961年春夏，中央領導人大部分都到各地做調查研究工作。

劉少奇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5月7日，他在自己的舊居里同鄉親們談話。從這次談話可以看出，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也是矛盾的。

劉少奇：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戶？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