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依賴航船聯絡的時代相比更加表面和短暫。

自美國獨立戰爭以來的每一代美國人與上一代人相比都在更加遠離英國，或者也因此更加遠離了歐洲。傑克遜和克萊生活的社會比約翰·昆西·亞當斯或者丹尼爾·韋伯斯特（我們可以把這兩個人想象成18世紀的英國人）所處的社會可能離歐洲更遠，他們的心理距離也同樣更遠。而林肯、格蘭特、安德魯·約翰遜，他們可能是鋪鐵路的工人，與先前的傑克遜和克萊相比離歐洲又更遠了一些。至於下一代——西奧多·羅斯福、伍德羅·威爾遜、洛克菲勒、摩根和卡內基、亨利·亞當斯、林肯·斯蒂芬斯——美國在製造一類領袖和一種心理和社會氣候，先無論好壞，都是為歐洲社會所不能想象的——對於1900年的英國來說更是如此。現在英國報刊記者們常說的一句箴言是美國與歐洲從心理上、習俗上和制度上已經如此脫節以至於一個歐洲人已經很難理解美國了。如今作者們還有記者不得不向英國讀者們報道美國的發展（我也曾經做過好幾年類似這樣的報道），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英美兩國人共同的書面語已經更多地成為障礙而不是幫助，因為擁有共同的語言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這種錯覺非常不利於理解的準確性——就是那些詞和句子體現了大西洋兩岸的人們相同的情感和知識，表達著同樣的聯想和言外之意。　。　想看書來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義反革命（3）

但是兩國之間存在的這些不同之處只是更加強調了兩國共同採取的那些原則的普遍性。雖然兩國基於不同的原因、面對不同的社會現實，而且是在不同的社會和情感環境下在實施這些原則，兩國都成功地建立了各自自由的商業社會。無論兩個國家是多麼不同，它們從一開始就相信沒有人或沒有哪個群體是完美的或者擁有絕對真理和絕對理性。不論是美國的開國元勳還是英國的激進保守黨人，他們都相信混合型的政府；相信被統治者的認可是一回事而個人的財產權是另一回事，他們也相信政府的權力需要受到限制；並且政府的政治職能和社會職能應該相分離。

1776年和1787年的美、英保守黨人不僅信奉共同的原則，而且也使用了共同的方法在一個自由的基礎上建立了功能性的社會。他們以同樣的方式使用這種方法，對它持有同樣的看法，也同樣重視這種方法。

對我們今天來說，“保守主義反革命”的方法與其原則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許反革命的方法要更重要些。今天有相當一部分政治著作家和思想家都相信原則就是一切，而方法則可有可無，這是對政治和政治行動本質的一種根本誤解，而1776年的那一代人絕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他們懂得，原則若不能透過制度得以實現則正如沒有原則的制度一樣，不僅在政治上是無效的，而且對社會秩序來說是有害的。因此，方法對他們來說是與原則同樣重要的，而他們的成功既取決於方法也取決於原則。

他們的方法歸根結底是由如下3個部分構成的：

首先，儘管他們身為保守黨人，他們卻沒有進行復闢也不打算這麼做。他們從不美化過去，而且對於他們當時生活的時代也未抱任何幻想。他們知道社會現實已經改變。在他們看來，自己的任務只能是在舊原則的基礎上整合新的社會，他們絕不會贊成任何想要嘗試改變既成事實的做法。

正是他們無條件地拒絕復辟，才使得美國的開國元勳們顯得激進，並掩蓋了他們的工作在本質上是保守的特性。他們對社會的分析的確激進，可以說是極端激進。他們從未接受上流社會的社會慣例或一相情願的復辟夢想，因為它們是建立在舊的社會仍然能夠正常運轉的假定之上，然而實際上這個社會已經不復存在了。1776年和1787年那一代人還看到保守主義的本質是他們沒有打算復辟，因為復辟正如革命一樣也要使用暴力並且是絕對主義的東西。

因此，美國的開國元勳和英國的激進保守黨人是當前與將來的保守黨人，而不是過去的保守黨人。他們知道，當前的社會現實已屬商業性質，而這個社會的制度卻還處在商業性質之前的階段。他們的方法就是從這一事實出發，建立一個自由的功能正常的商業社會。他們想要解決未來的問題，而不是去面對過去，他們想要遏制下一次革命，而不是去克服上一次的革命。

他們的方法的第二個基本特徵是，他們不相信什麼藍圖或者萬靈藥。他們信奉透過一般原則構成的大框架，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不允許任何妥協。但他們知道，行之有效是接受一個制度解決辦法的標準，也就是說，只有當一個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