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徒，即那些啟蒙主義專制者們，雖然這些專制者們彷彿即將贏得一場不可逆轉的、唾手可得的最終勝利。美國獨立戰爭把勝利和權力帶給了那些在歐洲遭到慘敗並且在迅速消失的反中央集權主義、反極權主義的保守黨們，他們對於集權政府心懷不滿，也無法相信那些聲稱完美的統治者們。

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挽救了自治的普通法，使其不至於被完美法典（perfect　law　code）取代，它也使得獨立法庭得以重建。總之，它重申了一條信仰：人之不完美是自由的基礎。

如果美國沒有發動對啟蒙專制主義的反叛，那麼19世紀的歐洲就不會有什麼自由可言。如果美國匍匐在理性主義大軍和施行集權制的英王之下的話，19世紀的歐洲也不會擁有自由。英國也幾乎不會有任何有效對抗法國大革命的力量，而在拿破崙咄咄逼人的極權主義面前，英國很可能也不會有戰鬥到底的決心。總之，若沒有美國的獨立戰爭，著名的英國憲法也就不能得以倖存併成為19世紀歐洲自由以及成功對抗絕對極權主義的象徵了。

對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西方世界而言，人口稀少又相距遙遠的美國殖民地取得獨立本不是那麼重要，但是美國獨立對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打敗了以喬治三世為代表的啟蒙主義運動，同時也成為英國新興的埃德蒙·伯克的非啟蒙卻自由的保守主義的思想基礎，這種思想反對所有公然對比、可預測性或者可能性。美國獨立對歐洲的這種影響使其成為19世紀曆史上一件具有決定意義的大事。美國的獨立是19世紀自由社會形成的源頭。

認為19世紀全部自由的基礎在於保守主義運動克服了法國大革命並不是什麼新的論斷。就歐洲而言，這種保守黨人的運動發生在英國，這也不是什麼新的發現。在1850年之前，歐洲政治思想界中的一種老生常談是英國找到了“出路”，正如在此之後，人們又普遍地轉而將法國大革命作為19世紀全部自由的發源地。然而英國是如何克服法國大革命的呢？是什麼東西，使得英國能夠抵擋住法國大革命，並於同時在不發生內戰和社會崩潰的情況下發展成為一個自由的商業社會，而不是發展成為法國大革命式的和拿破崙式的專制主義社會呢？回答這些問題的現有答案將英國的成就歸因於英國的人種特徵、英倫海峽或英國憲法，但這些答案中沒有一個是充分恰當的。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義反革命（2）

在1770年時，一切都表明英國正日益快速地走向啟蒙專制主義。1780年時，反極權主義的力量佔了上風，英王失去了獲得絕對權力的機會，而且永遠失去了這樣的機會。英王的革命派競爭對手，即想要建立自己的專制、自己的絕對主義和自己的中央集權政府來取代國王的專制和國王的中央集權政府的盧梭式的極權主義者們也失敗了。無論是英王的絕對主義還是群眾的絕對主義，都沒能獲勝。

19世紀英國政治體制中的每一種自由制度實際上都可以追溯至“老輝格黨”（Old　Whigs）短暫的執政時期，他們是因為反對向美國殖民地開戰而上臺的。他們引入了大臣對國會負責的制度和內閣體制，建立了現代政黨體制和文官系統。他們還規定了王室與國會的關係。1790年的英國並不是一個非常健康的社會，也絕非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但它為一個全新的自由社會建立了基本的框架。這個基本框架就是“老輝格黨”奉行的這些原則，雖然他們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實際上已經被摧毀，卻又由於“殖民者”取得成功的抵抗而東山再起並執掌了權力。

保守黨制定的那些原則促成了美國和英國自由社會的形成，儘管這兩個國家從一開始就截然不同。而且，雖然1776年的美國與其同時代的英國擁有同樣的人種，講同樣的語言，奉行同樣的法律，擁有基本相同的政治傳統，然而美國畢竟遠離了英國，僅僅用“人種優勢”或者“政治智慧”這樣的理由來解釋這兩個國家在19世紀形成的自由社會顯然無法成立。

美國和英國的實際社會和地理情況、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在19世紀期間兩國各自的具體問題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截然不同。美國獨立戰爭以及隨後不久開始的西部大遷移使得美國在整個19世紀期間都在以不斷增長的速度遠離英國和歐洲。1917年的美國，當時發生了自拿破崙以來最大的歐洲戰爭，和殖民時期的美國、傑斐遜、富蘭克林、喬治·華盛頓和約翰·亞當斯的美國相比離歐洲更遠了。輪船、橫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線和無線裝置只不過使得美國和外界的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