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1802—1887）：美國教育家、道德哲學家，曾任威廉斯學院院長，提倡自我教育、密切的師生關係和德智育並重。有些老師比較會上大班課，在眾多學生的面前講課。富勒�的課堂上足足有2000個學生，大家可以連續7個小時目瞪口呆地聽他講課。有的老師則在教小班課時，比較得心應手，女高音勒曼就是最好的例子。還有些老師像馬克·霍普金斯�則在一對一教學時，教得最好。有一句老話說，最好的學校就是要“霍普金斯站一頭，一個學生在另一頭”。然而，我本人還未見識過這樣的老師。好老師就像是節目主持人，他們需要觀眾。還有的老師是用書寫的方式教學，而不是用口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將領馬歇爾（Ｇeorge　Marshall）就是一例，通用汽車總裁斯隆（Alfred　Sloan）也是。斯隆的書信也彙集在他再版的書《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當中，此書也是教學的大師之作。當然，教給我們基督教傳統的老師聖保羅�也是最偉大的老師，他是以書信教導後人的。

第3章　懷恩師（11）

�聖保羅（St�Paul，10—67）：猶太人，曾參與*基督徒，後成為向非猶太人傳教的基督教使徒。

�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音樂家舒曼之妻，德國女鋼琴家、作曲家，曾在法蘭克福霍赫音樂學院任教。表演者的能力和教師的才能似乎沒有什麼相關，研究學問與教學或是技巧與教學之間也沒有關聯。在歐洲傳統的大畫家中只有丁託列多（Tintoretto）的學生很多，但是沒有一個學生可以達到二流畫家的水準。格列柯（El　Greco）例外，所有大畫家幾乎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平庸畫家教出來的。儘管奧本海默是卓越的管理人才，卻未能躋身於相對論、量子物理和原子物理的偉人之列，但他卻是個天才老師，激發年青一代美國物理學家的創造力，使他們發光發熱。像我這樣對物理一無所知的人，聆聽他在普林斯頓的講座，也覺得眼前像是浮現出了壯麗的高山、大海。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在維也納時，也受教於一位偉大的老師——迪亞貝利（Diabelli），而他留給後世的不過是些枯燥無味的手指練習曲。再下一代的名師並不是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納，也非李斯特、柏遼茲，這些只能算是不錯的老師，真正的名師是舒曼的遺孀克拉拉�，她才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鋼琴教師。

透過“教學觀摩”，我很早就下結論道：老師沒有一定的型別，也沒有完全正確的教學法——教學就像一種天賦，像貝多芬、盧本斯和愛因斯坦等那些與生俱來的奇才；教學是個人特質，與技巧和練習無關。

多年後，我又發現另一類老師。更正確的說法該是，他們會激發學生學習。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並非因為他們有特殊的天賦，而是憑藉著一種方法來引導學生學習，正如我小學四年級的老師埃爾莎小姐。他們發掘每個學生的長處，併為他們立下近期與遠端的目標，讓他們更上一層樓。然後，再針對每個學生的弱點下對策，使他們在發揮自己長處時，不至於受到弱處的牽制。這些老師還使學生從自己的表現中得到相當的回饋，進而培養自律、自我引導的能力。這樣的老師多半會鼓勵學生，而不是一味地批評，但是他們也不會濫用讚美的言辭，以免失去刺激的效果。他們認為該給學生的主要獎勵就是滿足感和成就感。他們並沒有“教”學生，而是為學生設計出學習的方法。因為總是採取一對一的方式，這種教學法幾乎適用於每一個學生。因此，教學並不是指某個學科的知識，或是所謂“溝通技巧”，而是一種特質。對蘇菲小姐那樣的老師而言，教書和人格特質有關；至於埃爾莎小姐，教學則是一種方法。

就成果而論，這兩種方式實在是差不多。教學最後的產物不是老師得到什麼，而是學生到底學到什麼。埃爾莎和蘇菲小姐都會激發學生去學習。

關於這一點，是在我觀察了幾年別的老師教學之後，才覺察的。我開始注意別人教學，是在1942年，也就是我開始在本寧頓學院任教時。當年，那所學校只是新英格蘭的一家小型女子文理學院，1932年才創立，極具實驗色彩。它們的目標不在於大，而在於精。這個理想在20世紀40年代，瓊斯校長（Lewis　Webster　Jones）上任後短短几年間幾乎實現了。他原本在該校教經濟學，1941年榮任校長（他在1946年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