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路線，收昂貴的學費，德魯克先生反對這麼做。他對我說：“中國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領導它們的精英人才，但中國像任何國家一樣，90％的組織將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們必須發揮作用，單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個健康社會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國最大的弱點是作為一個大國，沒有足夠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你們有一大批能幹的人，這些人在實際磨練中學會了怎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生存並取得了成效。他們可能只受過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別聰明和優秀，但卻知道如何精巧地處理事情。這樣的人可能有幾百萬，他們可以領導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組織，他們將建設一個發達的中國。”

這段話透露出德魯克先生對肩負中國未來的管理者，特別是對中小型和地方性組織的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為其中的一員，每當我回憶起來都深感責任重大。

我們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劇變時代，而且這些變化影響所及，已經沒有國家、種族、文化和行業的界限。這時德魯克學說中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尤其顯得重要。德魯克先生主張以創新這類演進的方式解決發展問題（劇變時期提供了更多的創新機會），他力圖避免戰爭、革命和“運動”及其背後的強權與暴力給人類帶來的苦難。他一生致力於在延續和變革之間尋求平衡，創新是保持動態平衡的變革手段，而延續的基礎則是維繫人類社會存在的那些普世價值觀，包括同情與包容、誠實與正直，以及讓個人享有自由與尊嚴並同時承擔起責任。這些普世價值觀並不是他的發明，它們深深地根植於每一種代表人類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另一方面，他透過自己的著述和諮詢工作，示範一種他稱之為“後現代主義”的觀察與思考方式，這就是從理解全域性或整體出發，尋找不同事物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達到把握和解決個別問題的目的。他的著作裡沒有令我們這些普通人望而卻步的理論說教，而是把這些“大道理”透過對現實生活的演繹，樸實無華地表達出來。

我想上述貫穿在德魯克學說中的精髓所在，可能正是人們總是稱他的著作為“經典”的原因。經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值得人們一讀再讀，常讀常新。它不會代替你做出決策，制訂方案，但是它會幫你理清思路，從任何新事變中發掘本質，找到它們的歷史淵源。

序言（2）

迄今為止，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分社可能是在國內翻譯出版德魯克著作最多，也是最認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這給它們帶來的經濟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這給成千上萬渴望學習和成長的管理者以及知識工作者所帶來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由此華章的工作人員所獲得的成就感。讓我們衷心感謝他們，並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敬意。邵明路

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創辦人

德魯克百年誕辰全球紀念活動共同主席序

A　Functioning　Society

社群、社會、政體

作為一個作者，我最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國尤其是這樣。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關注並非管理，我對管理的興趣始自我對社群和社會的研究。

事實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關於管理，而是有關社群、社會和政體。而且，在我撰寫的15本管理書籍中，只有兩本與“工商管理”有關：一本是1964年的《成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這本書所探討的問題在數年後被稱為“戰略”，另一本是我在1985年所著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我其他所有的管理書籍都是探討公司作為人類成就和社會組織的問題，我在1946年寫的第一本關於公司的書《公司的概念》中兩個主要部分的題目就是人類成就和社會組織（本書第五部分有該書的摘要）。

我對社群、社會和政體的關注和興趣可以追溯到1927年和1928年。1927年時我在自己的出生地維也納上完了高中，然後去了德國漢堡的一家出口公司做培訓生，同時還在當地大學的法律系註冊學習。我從上午7點工作到下午3點或3：30，這份工作既不是很有趣也不是很費勁，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把發票一一登到賬本上。大學在下午4點之後幾乎都沒課，我的學生證只能讓我每週免費光顧一次市政劇院或歌劇院，所以，大多數下午和晚上的時間我都可以在藏有多種語言圖書的公立圖書館裡潛心閱讀。

在漢堡的那十五六個月裡——我於1929年初離開了漢堡——使我受到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