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決定把平時最調皮搗蛋的人送走。這招使出後我很得意，我想這樣一來，明年的管理就輕鬆了。可沒想

到排長們都來反映，不聽話的人反而多起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年連隊又有50個名額分到上海各工業局，這次我放棄去年的規則，把家庭有困難作為主要的標準，結果大家都來向我訴說家庭的困難，一時間，到連部辦公室來的人都在比誰家的困難大，來年請假的人數和頻次成倍遞增。一直到第三年，我們連隊又有100個名額去上海。這次我們將標準定為表現最好的人：出勤率高、勞動表現積極、排長班長優先考慮等等。這次終於被我找到了管理的核心，由此連隊風氣大正，人人爭著當頭。五七連隊的優良傳統又重新回來了。這次經歷是我為管理企業付出的學費，後來我做任何事情都會先想清楚我們是誰，我們要做什麼，怎麼去做，做好了會怎樣！領導者是樹立標杆、建立標準的人，這個標杆是要積極向上，代表主流，代表大家根本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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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盪（6）

懵懂的愛情

農場的生活是激情澎湃的，沒人規定不準談戀愛，但大家好像都沒動靜，談戀愛的人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只是在這群日夜廝守的年輕人之間，愛情就像春天裡的野草般，只要有陽光就會發芽生長，我的第一次愛情也在懵懂中不經意地來臨。

那時候農場遠離市區，但我們連隊的光榮事蹟卻經常會在上海的報紙上出現，這主要得益於我們連隊擁有一位叫王安石的“戰友”，他是星火農場五七連隊的大牌筆桿子，寫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後來他成了我的丈夫。我跟他是同一天、同一輛車從上海人民廣場到達農場的，但我們相識，是因為連隊組織文藝小分隊，他是團長，我被邀請參加，他便經常到我們排來叫我去排練演出，惹得我們當時一排的男生都不喜歡他。那時的愛情朦朦朧朧，在連隊工作中，我經常會跟王安石在一起，到很晚我才知道那叫愛情。

記得1971年，春節我留在農場值班，睡在連部辦公室。一天深夜兩點，我突然被值班的鈴聲吵醒，拿起電話我聽到了那頭哭泣的聲音—是我們副連長愛人的哭泣聲，她說吳副連長死了，讓我快過去處理一下。吳副連長是一位40歲、很有生產和領導經驗的轉業軍隊幹部，他精明能幹，在我們知青中很有威信。當時他不幸得了肝癌，住院已經有一段時間，我們以為他會挺過春節，沒想到大部隊一放假他也跟著走了。

聽到他病逝的訊息，我還來不及悲傷，便準備馬上趕去處理。當時正是深更半夜，很多人都回家過年去了，剩我孤身一個20歲的女孩子，實在有些恐怖。我渾身發抖不知該怎麼辦。突然間，我想起副連長王安石為趕一篇稿子好像還在連隊，便趕去使勁兒敲開了他宿舍的門，請他和我一起去場部醫院。他一邊安慰我不要急，一邊披上衣服陪著我直奔場部醫院。在陰森冰冷的醫院裡，吳副連長的太太正在副連長的屍體旁淒涼地痛哭，我手足無措，陪著她一起哭，此時的王安石很老練地安慰她，待她情緒穩定後，又去和醫院裡聯絡處理後事，有條不紊地處理著所有事情。全部事情處理完後，我們才回連隊。從場部醫院到連隊還有很長一段路，在漆黑的夜裡，王安石陪著我行走，我心底感到特別踏實。回到連隊，他主動說，你先睡下，我到你辦公室來寫稿子。我睡下後不久他就到我的辦公室，還充了熱水袋焐在我的腳下。這一夜他伏案揮筆一直寫到天亮，等我醒來時他已鎖上門悄然離去。第二天一早，我們一起給連隊的班子成員打電話，通報副連長的死訊，安排追悼會，他依然默默地幫著我處理完了所有事情。

經過這一事件後，我們的感情慢慢增進了，我們互相瞭解對方的休假時間—儘量創造我們同行和到上海後的見面機會。有一次我不小心砸壞了大腳趾，在上海家中休假，他不知從哪兒搞來了在文化廣場上演的朝鮮歌劇《賣花姑娘》的票，在那個年代這是多緊俏的票啊，我高興得不顧腳痛，也不顧爸媽的擔心匆匆赴約。到了劇場門口我才知道，其實他只有一張票，也就是說只能有一個人進去看戲。這時他把我送進了劇場，告訴我放心看戲，他會在門口等我。《賣花姑娘》的故事情節生動感人，整個劇場的場面也熱烈而宏偉，加上心存對王安石的感激，那天我流了很多眼淚。等到戲散場，王安石果然還等在門口，他默默把我送回家後，才獨自回家。在此之後，王安石每次往返上海都會帶一些我愛吃的東西給我……如此綿綿長長的關心，我已經能感受到王安石的那份愛慕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