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天，一場圍海造田的大戰役打響了，我們整個農場組成千軍萬馬，去和大潮搶時間爭速度。由於工作的作業面全部在冰水和淤泥中，我們連隊決定派全部男生上去。雖然我是女生，但我是連隊的黨支部書記、指導員，因此我還是堅持領隊上一線。那天早晨，我第一個赤腳走下海灘，刺骨鑽心的寒冷刺得我站都站不住，一整天勞動下來，我感冒了，還發起高燒，王安石看在眼裡，晚上到辦公室給我送藥送水。他的絲絲關懷幫助我支撐著完成了整個戰役的工作。

王安石的社會活動能力和他寫的一手好文章，讓當時的《解放日報》和一些出版社都到農場來要他，可由於農場領導不肯放，他始終沒能有機會跳出農場。後來我接到了他的求愛信，儘管此前我已有準備，但當朦朧的狀態終於打破後，我還是不知所措，便習慣性地問父母該怎麼辦。我父母見過他，也覺得他人不錯，但他們看到我有回上海的機會，還是想著我能回上海，便勸我在回上海大局不定的情況下不要輕易談戀愛。我是個聽話的乖女兒，父母的意見是為我好，便認真給王安石回了一封信，說明現在不是談戀愛的時候。我知道收到信對他是個打擊，但是我也把未來的希望留給了我們雙方。

轉機發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