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基本上實施的是嫡長子繼承製，偶爾也有兄終弟及。在這種繼承製之下，君王的繼任完全不是擇優、選賢，而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比如說安國君的繼位，是因為安國君的長兄因病去世，他作為次子而成為王位繼承人。如此繼承王位的君王能夠優秀嗎？能夠完成歷史使命嗎？能保證個個都是明君賢君嗎？本來，這應當是充滿諸多變數的問題，但是，在秦國卻毫無懸念。秦孝公以來的七位國君無一昏庸，這似乎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在庇護秦國。

秦始皇的前六代先祖都完成了他們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因此，到秦始皇時期，一切都似乎水到渠成。西漢的賈誼在他的長篇政論文《過秦論》中極為準確地概括了這一點，認為秦始皇是“奮六世之餘烈”。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曲折前進的。在戰國前期，六國也曾經風光佔盡，但他們的發展勢頭沒有持續下去。到了戰國中期，當秦孝公開始重用商鞅實行變法時，六國的發展勢頭與秦國已經相形見絀，國力與秦國差距越來越大。秦國最終統一天下的歷史趨勢是自秦孝公以來六位國君再加上秦王嬴政不斷努力的結果。這就是秦國統一天下的歷史必然性。而且，難能可貴的是，在秦國的這七代國君身上，還保持了一個其他六國國君所不具備的特點，這便是秦國的人才戰略，它為秦國的發展帶來了人才優勢與智力支援。

選賢不拘一格　統一併吞八荒

秦國自孝公以來的七位國君都能夠完成自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決非偶然，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是這七位國君都非常重視發現和重用人才。戰國七雄之中唯獨秦國在重用人才方面成就最為突出。秦國重用人才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唯才是用。選才不以國別為界，換句話說，秦國的這七位國君都重用了秦國以外的人才。比如秦孝公重用衛國人商鞅，秦惠文王重用魏國人張儀，秦武王重用的是楚國人甘茂，秦昭襄王重用的是魏國人范雎。秦孝文王正式在位僅三天，無所謂用人。秦莊襄王重用了衛國人呂不韋，秦王嬴政重用了楚國人李斯、魏國人尉繚，而且，嬴政手下的名臣將相還有許多六國人。這些人才都與秦國統治者毫無血緣關係，但卻備受重用，可見秦君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

第二，用人不疑。比如秦孝公不顧舊貴族的極力反對，堅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終如一地支援商鞅推行變法改革，這就是用人不疑的顯例。秦武王面對大量狀告甘茂的上書，最終還是信任甘茂，繼續增兵，終於攻下軍事重鎮宜陽，洞開了韓國的西大門。到秦王嬴政時，韓人鄭國入秦做間諜被發現，宗室大臣趁機建議逐客，李斯上《諫逐客書》，透闢地闡明瞭重用人才與秦國強大的利害關係。嬴政大為稱賞，立刻廢除逐客令，提拔李斯為廷尉，信任倚重李斯幾十年。這種用人不疑的做法，對國家治理與強盛來說，是必須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

二十六　六世餘烈（5）

第三，禮賢下士。比如秦孝公接見商鞅與他談話，不知不覺就挪動身體靠近商鞅並與其面對面，零距離地聽取商鞅的治國之策，而且連續好幾天都不知疲倦（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史記·商君列傳》）。尉繚堅持見嬴政不行禮，嬴政依然接見，並且給了很高的禮遇，衣服飲食皆與嬴政同等規格。這種謙恭、禮賢下士的態度，怎能不讓人竭盡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這說明，秦國統治者至少在事業未竟之時，是很重視禮賢之道的。

這些事例也一再證明，秦國七代國君始終如一地把重用人才當作實現統一天下目標的重要手段。他們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將兼併六國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在沒有重大失誤的前提下，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應當承擔的歷史重任，最終促成了秦統一天下的大趨勢。

六國弊在自困　統一亦有偶然

秦滅六國作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已載入史冊。有心之人不禁要問，秦國就算再氣勢如虹，也只是一個諸侯國而已，而六國的土地、人口、人才都幾倍於秦國。無論如何，聯合起來的六國不可能被秦國一一吞食。但事實就在這種種不可能中戲劇般地在歷史舞臺上上演，留給後人的是六國為何滅亡的謎團。晚唐文人杜牧在《阿房宮賦》裡曾經給出過一個驚人的答案，他認為“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那麼杜牧的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呢？秦國兼併六國和六國本身是不是有關係呢？

當我們大談秦國統一天下的歷史必然性時，也不能忽視歷史的偶然性。秦國統一天下的歷史偶然性大致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六國所犯的錯誤，二是秦國的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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