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9月，孫中山經美國到達英國倫敦。他到處尋找革命的同志和機會，不幸暴露了身份，被中國駐英國公使館誘捕，幾乎被秘密送回國內處死。很是僥倖，他向在香港學習時的老師康德黎傳出了被捕的訊息。康德黎立即奔走營救。公使館竟然藐視英國法律，隨意捕人，輿論譁然，清公使館只好放人。這就是著名的倫敦蒙難。結果壞事變成了好事，中國革命黨的名聲傳遍了歐洲。孫中山在英國居留了一年多。他經常夜以繼日地在大英博物館圖書室博覽群書，廣泛涉獵了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書籍和自然科學著作。同時，他廣交朋友，實地考察英國社會，非常同情工人階級的遭遇和他們的鬥爭，為此，研究了各種社會主義理論。在這段時間裡，孫中山深入思考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道路。孫中山廣博的新知識、新思想，他以西方先進的理論和現實為榜樣，凝聚起奮鬥的理想目標，加上他過人的膽略和不屈不撓的堅毅品格，為他成為革命的領袖奠定了基礎。

1．三顆政治明星（10）

形勢發展很快，戊戌政變以後，清廷更是倒行逆施，甚至走上了利用義和團盲目排外的道路。結果，招致八國聯軍的侵略，又毫無抵抗的能力。1901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清政府的腐敗與崩潰，嚴重削弱了自己的統治能力，引起了愛國的人們對清王朝的失望和新的覺醒。孫中山在1900年10月，趁清政府陷入混亂之機，發動了惠州起義。起義雖然再次失敗，但在社會上的反響已經不同，他得到了國內人民的深深同情。

梁啟超在流亡日本後，一度傾向革命，與孫中山聯絡合作。孫中山一方面在日本與維新派人士合作，一方面也把檀香山華僑中的同志介紹給梁啟超。但結果，梁啟超從日本到檀香山後，卻在華僑中發展保皇會組織，挖了孫中山的牆角。從此，孫、梁之間結下了怨恨。

1900年之後，國內一批批青年士子，開始在不同程度上傾向於接受西方社會學說，走上反滿（清王朝）革命的道路。同時，在列強的壓力下，清王朝也不得不同意變革政治體制。為了學習新學（西學），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出現了由政府公派和個人自費到日本和歐美留學的熱潮。從“忠君”觀念中解放出來的留學生，革命思潮迅速發展，一批宣傳革命的刊物在國內外湧現。如《中國日報》（香港）、《國民報》（日本東京）、《蘇報》（上海）、《警鐘日報》（上海）、《湖北學生界》（東京）、《浙江潮》（東京）、《江蘇》（東京）等報刊，以及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黃中黃（章士釗）的《孫逸仙》（翻譯日本宮崎寅藏介紹孫中山革命事蹟的著作《三十三年之夢》）等宣傳革命的書籍。

1903年11月4日，留日歸國學生黃興，與青年學生宋教仁等在長沙成立華興會，1904年10月24日在長沙舉行起義，事洩失敗，流亡日本。1904年底，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聯絡各自在浙江會黨中活動的陶成章、徐錫麟等成立光復會，進一步聯絡會黨，策劃武裝起義。一個全國性的革命形勢正在醞釀成熟。

留學生以及流亡海外的革命者，都很仰慕孫中山，欽佩他在國人沉睡時敢於首先發動革命，開始努力與他建立聯絡。這些革命者都是傳統的讀書種子轉變而來，在他們的印象中，孫中山無非是一個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綠林好漢，相見之後，不禁啞然失笑。原來，孫中山長得眉清目秀，溫文儒雅，學貫中西，知識淵博，思想先進，魄力雄渾，他闡述的革命理論更是聞所未聞，令他們十分傾倒。他成了革命者心目中的領袖。孫中山虛懷若谷，平易近人，與這些比他年輕計程車子一起探討革命的理論和方法。留學生們向他介紹了國內青年士子傾向革命的狀況，以及在新建陸軍之中發展革命組織的方法及其優點，改變了孫中山以往對士大夫和清朝軍隊不能革命的成見，促使孫中山也努力與各派革命志士建立廣泛的聯絡。

應在日本的革命同志邀約，孫中山於1905年6月11日乘法國“東京”號輪船出發，經新加坡與革命同志會商後，於7月19日抵達日本橫濱。當時，孫中山離開日本已經一年半了，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留日學生得到訊息後，十分興奮，在東京的學生也紛紛前往橫濱，會見孫中山，並邀請他前往東京，與留學生晤談。經過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朋友宮崎寅藏的介紹，孫中山會見了華興會領袖黃興，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見，深談了兩個小時，對建立統一的革命組織達成了共識，最後兩人舉杯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