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雛形。梁啟超也組織了政聞社，後來被迫解散。辛亥革命後，清王朝的統治解體，人們思想解放，尤其是在上海，依託租界，更多了點自由，組黨活動就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中國社會突然進入了一個失去控制的境界，現代觀念半生不熟，各色人等紛繁複雜，群起組黨，甚至只有三五個人，即立黨立社，良莠不分，魚龍混雜，在所難免，一人列名數個黨派，更是常見的現象，也是前進運動中的自然過程。政治的組合、分化在草創時期，沒有明朗化。早在1924年出版的謝彬的《民國政黨史》就概括了當時的黨派形態，指出他們並不是政見的結合，好的是感情的結合，不好的只是權勢的結合，金錢的結合。不過是從前的君子黨、清流黨和小人黨的區別。也就是說，政客們用了個現代名詞叫“政黨”，實際上他們的行為習慣，還是中國老祖宗的規矩，士大夫官僚們的朋黨而已。真正的現代政治意識剛剛有一點點萌芽而已。經歷過辛亥革命的歷史學家李劍農指出，民國初年的政黨與歐美政黨的區別：一、黨員的跨黨，二、黨義不過是空洞的招牌，三、一切黨都沒有民眾作基礎。“政團不過是讀書紳士階級的專用品”。士大夫的自我改造和強迫改造是近代中國政治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我們應該瞭解士大夫的轉型是近代中國一個很痛苦的過程。而我們現在的研究卻籠統地說成是知識分子問題。應該說清楚，西方社會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以及中西方現代的非政治性的專業知識分子，在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還沒有發育成才，而士大夫都是政治動物。

2．手握重權參議院（1）

民國元年，政黨政治和議會民主政治的操作，是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來實踐的。《臨時約法》規定議會採取一院制，即只有參議院，沒有眾議院。這個制度只是臨時制度，按原規定，《臨時約法》施行後10個月內召集國會，制訂正式憲法。後來因為國會選舉推遲，至1913年4月召開。雖然正式憲法沒有制訂，但政治界遵循《臨時約法》的活動也就是一年多的時間。《臨時約法》的立法意圖在制約袁世凱的行政權力，所以，不僅賦予內閣以很大的權力，更賦予參議院以很大的權力。

參議院除了已經履行的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權，以及制訂法律法規的立法權外，比較重要的權力如下：

（1）　任免權：臨時大總統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得參議院之同意。這一條在後來政界引起了很大的糾紛，認為對總統權力限制過嚴。

（2）　財政權：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之預算決算、全國之稅法幣制、度量衡之準則、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這一條後來在大借款一案中引起爭議。

（3）　外交權：臨時大總統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均須取得參議院之同意。

（4）　質問權：參議院得提出質問書於國務員，並要求其答覆，但此項質問書之提出，須有參議員10人以上之聯署。

（5）　彈劾權：參議院對於臨時大總統，認為有謀叛行為時，得以參議員20人之聯署，可提出彈劾案，但須以總員4/5以上之出席，出席員3/4以上可決，方能成立。對於國務員，認為失職或違法時，得經參議員10人以上之聯署，提出彈劾案，但須總員3/4以上之出席，出席員2/3以上之可決，方能成立。後來，參議院在實施這一條時遭到失敗。

《臨時約法》沒有規定大總統有解散參議院的權力。

《臨時約法》雖然不完善，但畢竟構成了議會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為政黨政治的運作提供了法律依據。

臨時參議院議員由地方省議會選舉，並不是選民選舉出來的，從選舉上說，並不完善。它的成員到會也先後不一，出席參議院會議的議員人數也偏低，總之，它確實表現出了臨時性和不穩定性。最高的統計有143人到會，但實際出席人數在71人至102人之間，經常出席的人數也就80人左右。國民黨成立前，同盟會員約30人左右，共和黨人比5月間有所增加，約40人左右，統一共和黨人約20人左右，共和建設討論會約10人左右。後來，同盟會和統一共和黨合併成立國民黨，約60人左右，共和建設討論會改組為民主黨，又和共和黨、統一黨合作，約50人左右。同盟會在參議院的力量有所削弱，統一共和黨左右逢源，共和黨聲勢增強。1913年進步黨成立後，才與國民黨形成兩黨對立的形勢，似乎完成了政黨政治的理想組合，而實際上只是曇花一現。

參議院成員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和黨，大多是由原革命黨人和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