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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25）

機關算盡太聰明

乍看起來，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極權體制，鐵桶一般，百密無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頒佈《祖訓條章》，自雲“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製立法……開導後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所創制度“永為不刊之典”，子孫要“世世守之”，“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人到晚年，總想給自己說些蓋棺論定的話，特別是那些自以為很偉大的人物，他們臨死前，通常會設法讓人們記住自己這一輩子幹過哪些大事，建立了什麼偉業。看來，對朱元璋來說，他最想讓人們記住的，就是“立法垂後”。他覺得在這個方面他不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功夫，而且幹得相當完美；他甚至對自己的成就產生了某種迷信，以為有如此完備的體制在，就算後代無能，也可以輕輕鬆鬆當皇帝（“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嗎？

獨裁者總是自信———不，過度自信———而至於虛妄的。就在朱元璋對於自己的極權體制的迷信之中，許多危機和矛盾已經潛生，而他渾然不覺。

最深的危機或矛盾直接來自他本人的兩重性上。

我們經常籠而統之地使用“獨夫民賊”一詞，這未必對。有時候“獨夫”不見得是“民賊”。在朱元璋身上，我們就看到“獨夫”和“民賊”的角色相分離的情形。在將所有權力集於一身，並暴虐殘酷地打擊、消滅任何他認定或想象中會威脅其權力者的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獨夫，是比秦始皇更極端的大獨裁者；然而，跟很多獨裁者相比，他卻沒有太大的禍國殃民的表現———雖然我們前面說過他對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極度排斥，但終其在位三十一年的情形看，他在行動上還是努力恢復民生，讓老百姓有地種、有飯吃，讓孤寡鰥老有所養，自詡並且也特別願意別人把他評價為惜民愛民的仁君。

暴君和仁君，一身而二任，既嚮往仁愛，又加倍以暴政維護其極權，這是他的大悲劇。

閱讀有關他的史料，不論正史、野史，我們都感到自從當上皇帝之後，朱元璋的行止，包括心理，都一直處在鮮明的矛盾之中。比如，他一面讓自己成為一個對血腥和酷刑著迷的屠夫，一面卻延請純正的儒師，把太子朱標、太孫朱允炆培養成過於仁柔的人。對此，甚至朱元璋自己都有些無所適從。

當意識到朱標性格過於慈善時，他曾試圖加以改變，以至於有一次專門叫人將滿載屍骨的大車拉到朱標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學大師、同時也是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朱元璋不光逮宋濂二子下獄，且傳旨御史，準備把宋濂殺頭抄家。朱標聞訊，趕到御前泣諫：“臣愚戇無他師，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為天子而宥之！”朱標悲絕無門，竟投金水河自殺，幸被救起。朱元璋聽說，哭笑不得地罵道：“痴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父子心性之迥，竟至此乎？

其實，有子若此，恰恰說明朱元璋內心矛盾的兩面，否則，朱標不會被教育成這樣。而且這種教育不僅從朱標身上體現出來，也繼續延至太孫朱允炆。朱元璋在遺詔中指定朱允炆繼承皇位時（朱標不幸於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對他有四字評價：“仁明孝友。”朱允炆的仁厚較諸乃父有過之而無不及。父親早死，三個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關愛，日則同食，夜則同眠。朱元璋看了，又感動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後，朱元璋即讓其“省決奏章”，鍛鍊考察他的執政能力。年輕的皇太孫立刻顯示出與祖父的區別，“於刑獄多所減省……嘗請於太祖，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太過嚴苛】者七十三條，天下莫不頌德焉”。《明史》評價朱允炆“天資仁厚”、“親賢好學”，說他當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假使朱允炆不是迅速被叔父朱棣推翻篡位，從他的稟性和當政時的作為來看，也許真能出現極權專制而得仁君的奇蹟。

草莽之雄朱元璋（26）

但這是不可能的。惡的極權與善的仁政，水火不容；並且惡肯定會戰勝善，因為這種惡來源於體制，而這種善僅僅是個人修養，後者的脆弱不堪一擊。朱元璋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