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皇帝會裝出喜歡的樣子，不善偽裝者會對“直臣”施以解職、謫貶、奪俸、體罰、治罪直至殺頭的懲處，這樣的事情很普遍，然而卻有一道底線，即：皇帝無論怎樣打擊“直臣”，他也不可以去鼓勵臣子諛上，手中晃動糖果，把他們引上這條路。嘉靖之前，明朝再不堪的皇帝，包括武宗在內，都不曾逾此底線。武宗與大臣之間的衝突，較嘉靖有過之無不及，但他的應對，除了斥退、罰俸、打屁股，就是敬而遠之，採取“不合作主義”，自己躲得遠遠的，並未試圖將大臣統統變成應聲蟲。

嘉靖的惡劣，不在於廷杖打死若干人，不在於將反對派發配戍邊，不在於張貼“奸黨榜”，而在於公然表彰阿附。誰站到我這邊來，我就賞以官爵，就讓他越過一切的常規和考核復職晉職。這種獎勵卑微人格的做法，將百餘年來明代士林基本保持住的端正風氣大為削弱。基本上，楊廷和走後，嘉靖年間的內閣就不再有正人君子，楊一清、張璁、桂萼、方獻夫、夏言、徐階，包括嚴嵩在內，這些人本質上都不算壞人，有的還是能力頗強的政治家，但他們都認清了一條，對皇上必須逢迎，絕不可以再抱著先師孔孟的教誨不放，在認為對的事情上堅持己見。嘉靖的確達到了他的目的，無論發生什麼，身邊再沒有大臣敢於作梗，最終他總是能夠如願以償。然而，士大夫的靈魂越來越猥瑣，心計越來越偽巧，處世越來越油滑。機會主義盛行，厚黑之術發達。這些，他是不在乎的。鼓勵阿附，分化瓦解了士大夫。雖然心術不正之人歷來就有，但從前在統一的道德準則的強大壓力下，那種人是見不得天日的，現在倒好，阿附有功，投機有理，終於“勇於為惡”，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

嘉靖：萬歲，陛下（24）

另一種摧折士大夫的辦法，是讓他們歌功頌德。

專制政治，必輔以個人崇拜。這是現代人的經驗。質諸中國帝權時代，反倒未必。古代的帝王們，雖無一例外都享受著臣下的歌頌讚美，然而那是儀式化的，是一種“概念崇拜”———被崇拜的是君權這概念本身，極少有針對皇帝個人的。作為個人崇拜，歷史上幾乎看不到，縱然很雄偉的君主也都沒有去發動針對他本人的歌功頌德，無論嬴政、劉邦、劉徹、曹操、李世民、趙匡胤或者朱元璋。基本上，帝權時代君主固然至高無上，但個人崇拜並不流行。這一點，很多人存在誤會。

但嘉靖年間，卻出現了古代少有的個人崇拜高潮。當時的觀察家這樣評價：“古今獻詩文頌聖者，史不勝紀，然惟世宗朝最為繁多。”｛50｝為什麼？因為朱厚熜本人的大力提倡和推動。“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諸臣及禮卿為賀表，如白龜、白鹿之類。往往以此稱旨，蒙異眷，取卿相。”｛51｝祥瑞，是所謂吉利之物，被人穿鑿為並且嘉靖自己也認為是上蒼對於國泰民安、形勢大好的表彰，是世逢有道明君的佐證。

因此，各種祥瑞紛至沓來，累盈御前。僅嘉靖三十七年，據禮部上報，僅僅各地獻來的靈芝即達一千八百零四株。更有為投其所好，而不惜製假者。陝西有名喚王金的庠生，從太監手裡重金盜買宮中各地所獻靈芝一百八十一株，粘成所謂“芝山”獻上，得到賞賜；不久，王故伎復施，又將一隻烏龜背甲分塗五色（古以五色象徵東西南北中，至今北京中山公園社稷壇仍存“五色土”），詭稱天生“五色龜”，這次效果更佳，嘉靖非但不疑，還下諭禮部稱之為“上玄之賜”｛52｝，告太廟，命百官表賀，並超授王金以太醫院御醫之職。

只要有人進呈祥瑞，嘉靖必命大臣撰寫文章，大肆宣揚。越是這樣，進呈祥瑞的也越多，不斷催生新的歌功頌德的文章，事情就像滾雪團一樣越滾越大。

嘉靖十年，鄭王朱厚垸獻上兩隻白鵲，朱厚熜大悅，專門舉行儀式，獻於太廟，特意送往兩位太后宮中觀看，又“頒示百官”；一見陛下如此隆重地對待這兩隻鳥兒，群臣不敢怠慢，馬屁趕緊拍上，“鵲頌、鵲賦、鵲論者盈廷”。

這當中，不時有些始料不及的故事發生。嘉靖三十七年四月，胡宗憲從浙江獻一隻白鹿，禮部尚書吳山就此及時上了賀表，很稱嘉靖的心意，得到“特賞”。但過了不久，這個吳山卻被嘉靖勒令“閒住”，原因是最近有一次日食發生，他老先生大約覺得日食不算什麼吉祥的事，未上賀表，可皇帝陛下偏偏認為日食也是祥瑞，而吳身為禮卿居然不上賀表，一生氣，就讓他“閒住”了。

又一次，嘉靖所心愛的一隻“獅貓”（不知何樣，大約很稀有吧）死掉，“上痛惜之，為制金棺葬之萬壽山之麓【一隻金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