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長存，如果不是永垂不朽的話。

時代變了，在現代，隨著社會、文化運動的發展，雄偉的寺廟、巨大的建築藝術不足以代表一個時代或體現某個人的偉大，因為人民不再是一團星雲，對國王、神唯命是從，因而當代領導人的歷史感受開始以另外一種形式顯現，就是對寫自己的歷史直接表示關心，尤其是對一生中的轉折點頗為重視。

從阿拉伯歷史的角度，薩達姆對如何撰寫歷史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他首先從一般哲學角度出發提出“為誰寫歷史，如何寫？是為活著的人寫，還是為死了的人寫？我們為什麼堅持公正地撰寫值得寫的個人的歷史？”三個方面的問題。

他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說：“歷史當然是為活著的人寫的。為英雄人物作傳不僅是對那些為祖國獻身的人表示的一種敬意或作為一本證書發給他們，而更主要的是作為後來人的教訓和榜樣，勉勵他們前進，超過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歷史不是寫給死人的，不是為大理石的陵墓寫的。耶穌曾說過：‘讓死者去掩埋他們的死者吧。’這就是說，生命對於活著的人來說是最為憂慮的事。如果我們不能同活著的人談，指導他們，對那些已死去，只是在頭腦裡和心目中沒有被忘記的人又能做些什麼呢？如果歷史不是寫給活人，指導他們，就失去了作用和積極意義，也就失去了寫它的理由。”

薩達姆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回答說：“難道我們可以設想有朝一日社會和生活會在沒有領導人和各級領導的情況下朝著既定目標的道路上前進嗎？回答是否定的，不能那麼去設想，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種先例。”接著他指出：“領袖既是社會的兒子又是父親。前者是指社會培養、造就了他，後者則指他對社會所擔負的領導作用。當領袖作為社會的父親時，不應是落後的、氏族式的父親，即封建家長，他的父道應體現在革命的、民主的關係及相互反映上。”

薩達姆不否認個人的偉大和表現出的英雄氣概，但他認為英雄氣概也是社會帶給他們的。他說：“我們不應忘記英雄氣概也基本上是社會的產兒，因為如果當時的社會不準備作出犧牲、提供條件，就不會誕生英雄。我們應在這樣的基礎上將個人的作用、犧牲精神同社會正確地聯絡起來，從而在談到社會、人民大眾的作用時，不要抹殺個人的作用；相反，在談到個人時，不要忘記人民大眾。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

薩達姆作為理論思想家和政治領袖很好地處理了這個問題，在討論全國和民族教育委員會為修改教材起草的一份報告時指出：“我們為指出某個人怎麼偉大，有哪些業績，不能不考慮他所處的時代和所經歷的歷史事件而孤立地去談，應同時代、個人的能力及所處的歷史環境等一系列因素聯絡起來談，在正確的範疇內突出某個人的偉大之處……”

所謂不脫離時代，就是說將歷史事件和時間、地點聯絡起來，將歷史英雄人物同歷史背景聯絡起來。當然這些都不是什麼新的思想。

但薩達姆的理解與此稍有不同，他的意思是說歷史事件和歷史英雄人物不要同現在脫離，只此而已。

由此，他對有時對革命進行描繪使用的“錯誤的詞彙”進行了批評，例如將7月17日革命描繪成是“進步的”，就好像“進步的性質”是這一革命的最後定論一樣，而實質上，這是一場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僅將其描繪成進步的實際上等於降低了它的價值和實質標準，因為這場革命將在實現其戰略目標的道路上繼續前進。還例如，有人將伊拉克實現石油國有化的決定稱之為“歷史性的決定”，實際上這一行動的本身就是一種革命。薩達姆說：“現在我們談論國有化的決定，我們的確認為這是一項引以為自豪的偉大工作。但從現在起十年後，隨著歷史的程序，它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享有重要的地位了，將來的情況就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了。因此，我們在談到這項工作時，不應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同時代、政治、經濟、社會的反響乃至整個革命程序割裂開。”這就是說要從將來的角度談論歷史事件，不要同未來割裂開。

薩達姆還從心理角度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說：“有兩種事情很吸引人：一種是人們所相信的但又絕對看不見的東西，另一種是既相信又可以經常觸控到的東西。當我們談論看得見的既不在天上也不在手裡的東西時，就好像在談論某種抽象的東西——尚未實現的目標——一樣。像這種東西是不會激起人們的熱情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如意算盤不能不說打錯了……”例如，這種理性的見解也體現在伊拉克公民對伊拉克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