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姆·侯賽因看了海爾丹·塔克裡蒂一眼，說：“拉希德兵營為我們準備一架飛機，送納伊夫去摩洛哥當大使。”

薩達姆走進納伊夫的房間，對他說：“阿卜杜拉·拉扎克，我和你現在就離開共和國宮。要記住我的手槍就在身上。我們將經過衛隊，他們將向你敬禮，你要像往常一樣還禮。然後我們上你那輛插著國旗的政府車子，你先進，我坐在你的旁邊。你是很清楚的，如果在汽車裡你敢講話或有什麼舉動的話，你將自食其果，你同意嗎？”

納伊夫回答說：“好吧。”

薩達姆跟著納伊夫離開房間，靜靜地肩並肩走著。衛隊向這位總統敬禮，他像往常一樣還禮。衛隊根本不知道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接受這樣的禮遇。

到了大門口，汽車門敞開了，納伊夫首先上車，薩達姆跟著進去，坐在他身旁。在前排，薩拉赫·奧瑪爾·阿利坐在司機身旁。

在拉希德軍營已準備好了一架軍用飛機，並安排一些黨內同志“護送”這位“新大使”飛往摩洛哥赴任。

飛機發動了，巴爾贊、薩敦·沙吉爾、賈法爾·賈法裡、阿德南·沙里夫站在舷梯上，等待這位一去不復返的旅客登機。納伊夫和護送人員全部登機並在座位上坐定後，等候在機艙內的薩達姆在走下飛機前將繳獲的納伊夫的手槍物歸原主，並對他說：“這是你的手槍。等你抵達摩洛哥後，薩敦·沙吉爾再將子彈還給你。”

飛機起飛後，薩達姆掏出手帕，擦了擦臉上的汗水，深吸了一口氣，就像一塊壓在心頭的千斤重的石塊落了地。

薩達姆乘車返回共和國宮，走進總統辦公室，瞥了貝克爾一眼，說：“還剩下易卜拉欣·達烏德。”易卜拉欣·達烏德當時不在伊拉克，自1967年以來他作為駐紮在約旦的伊拉克部隊的督察從沒有回來過。於是，海爾丹·塔克裡蒂同一位名叫哈桑·納吉布的軍官復興黨成員進行聯絡，要他們立即逮捕易卜拉欣·達烏德。但納吉布對當時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而逮捕部隊的督察事關重大，因而他佯稱電話聽不清。於是薩達姆當機立斷，派一架軍用飛機飛往約旦，指定薩拉赫·薩利赫帶領一些可靠的同志將其抓獲，前後只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薩達姆坐在總統辦公室的椅子上，鎮靜地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放在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面前，這是他事前起草好的《7月30日宣告》。

總統拿起宣告讀了一遍，他發現簽名的是共和國總統兼武裝部隊總司令，於是問薩達姆：“這是怎麼回事？”艾布·伊德說：“我認為海爾丹·塔克裡蒂和薩利赫·邁赫迪·阿邁什都當不了武裝部隊總司令，非你莫屬。”貝克爾將宣告抄寫了一遍，同薩達姆一起走出辦公室，前往廣播電臺。1968年7月30日晚7點整，透過短波向伊拉克人民大眾、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宣佈7月17日革命是神聖的，伊拉克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恢復了它的人民性，已將革命交還給人民。

序篇

如果說奪取政權只是革命程序中小規模的戰鬥，那麼更大的戰鬥序幕已經拉開了。

對於革命者來說，政權並非最終目標，而只是開始，換句話說，是另一場更艱苦鬥爭的序幕。

7月30日晨，伊拉克無論在思想理論還是在實際工作方面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都堆積如山。的確，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現在掌權了，也有了自己的理論。但儘管如此，這些理論不管多麼深刻和全面，如果黨的領導人缺少政治頭腦和發自群眾內心的熱情，也不會變成現實。

對這點，薩達姆·侯賽因是很清醒的，因此，他的才能不僅表現在奪取政權前所進行的秘密的、公開的鬥爭中，也表現在復興黨掌權後領導伊拉克人民進行建設，將夢想變成現實的鬥爭方面上。伊拉克工程師協會主席稱他為“革命的工程師”，並非誇大其詞。

歷史是寫給活人的

各國、各民族的歷史性人物一般在內心深處對歷史都藏有一種過分的感受，不管他承認與否。這種難以抑制的感受有的是發自內心的衝動，有的是根深蒂固的本性所決定的，但往往表現了他們的動機和意識。

當然每個人情況不一樣，這同時代不同有關係，時間、地點也起一定的作用。例如，古埃及的國王們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雄偉的寺廟，將他們一生的功績、勝利的訊息都刻在牆壁上，供後代人讀、看，冀圖名垂千古；古巴比倫人、亞述人也是這麼做的；而古希臘羅馬人則給後人留下了寺廟、雕塑、石柱、墳墓和凱旋門的古蹟。他們這種歷史的感受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