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做過一些研究，發現幾乎任何組織都是這樣：一個組織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著迷於內部權力鬥爭。水平越高的人忙著去創造價值，水平越低的人忙著去分配。官本位會傷害學術研究。高校的官本位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創造價值。

因此，破除中國大學的官本位邏輯，必須迴歸到大學的邏輯，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提高教授的水準，而這正是我們改革的目的。相信北大的這次改革對沖破官本位是非常有益的。

比如說，不直接從本院系招聘應屆畢業生當教員，就會對官本位產生很大的衝擊。在現在的體制下，導師的官越大，學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容易招到學生的一定是有官位的人，而不是學術水平最高的普通教授。這樣，就激勵教授當官。在新的體制下，比如說，當有10個外校的博士競爭一個本校職位的時候，學術標準，而不是導師的行政職務，就會成為學校聘任的主要標準，一個人要找到好學校，就要有真才實學，就要跟真正有水平的教授，而不是當官的教授。這就會大大降低教授當官的積極性。

4。4　內生的學術標準：扭曲與歸正

內生的學術標準：扭曲與歸正

趙曉：也就是說，要提高專業水平，並且建立起學術自由風氣，首先要建立學術界自己的專業標準，提高學者自身水平。

張維迎：改革的過程也就是學術標準的建立過程，因為學術標準是內生的。

學者的學術水平不高，就不會有什麼像樣的專業標準。學術標準一定是高水平的偉大的學者建立起來的，在街上隨便找個人來建立學術標準是不可能的。但要是大學中低水平的人多了，那大家就沒有辦法在學術上比高低，只有靠行政序列來分勝負，因為那畢竟還是一個序列。

我們中國的人文科學可以說普遍存在這個問題，社會科學也很嚴重，沒有辦法進行比較，自己拿不出學術規範，所以只能掛靠行政評比。什麼國家級科技獎，省部級科技獎，其實都是官本位的變態表現，也是學術水平不足的反映。

評價學術成就和評價普通產品是不一樣的。一個市場上產品的評價最終是消費者來評價。你不能讓幾個電視機廠家湊到一起評誰的電視機最好，這沒有意義。但是學術的標準、學者的標準要學者自己評價，即同行評議。

為什麼是同行評議？是因為知識產品的特殊性。教授們在大學裡產生的知識和思想盡管對人類長期發展很重要，但在短期不一定看出效果來。許多學術研究當初並沒有看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但後來發現價值很大。類似這樣的研究在市場上是沒有辦法顯示出價值的，只有同行才有可能作出評判。我們也不能指望讓學生去評價老師是不是優秀的教授，學生最多隻能評價老師是不是一個講課優秀的老師，沒有辦法評價優秀的研究型教授，因為學生的知識也有限，他本身還在學習，所以由同行來評價才是最優的選擇。如果整個這個專業有100個教授，就由這100個教授說誰是最好的，才有意義。

那麼這時候問題就在於如何設計一個制度，讓這100個教授有積極性說真話，真正評出大家都認同的最好的學術研究來？由此就引出學者的學術規範、學術訓練問題來，這些問題對於學術評價非常重要，當然剛才講的學術自由也很重要。

從學術的行政管理角度來講，最重要的是儘量做到程式公正，以此保證最終評價的公正，但沒有辦法提出具體的要求，好比規定發表幾篇文章就夠教授等等，這隻能由教授們自己去評價。

程式公正，是為了防止內部人操縱，因為難免存在裙帶關係或情面的問題。所以全世界學術評價還有一個重要規範就是引入外部人評價。說你是一個優秀的教授，不能由系裡的幾個教授說了算。因為學術的標準是統一的，我們要看外部的教授是怎麼說你，所以引入外部評價機制非常重要。這也是北大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改革到位後，今後誰能當北大教授，不是北大教授說了算，還要聽外部同行怎麼說。

龍希成：這個“外部”包括北大校外甚至國外，是不是？

張維迎：都包括。在我看來，有條件的院系應該擴大範圍，多邀請一些國外的教授來評價。我再三強調，學術標準一定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跟做企業還不一樣，做企業就是我這企業有自己的文化，而學術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自認為是一個好的教授，結果國內外同行都不認你，那肯定不行。但是在中國，由於這麼多年破壞了學術規範，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幾乎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