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改革與修理機器不同，只能在行進中進行，而不可能用休克療法。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找好“突破口”，先“牽”一“發”而後動全身。教師人事體制改革作為大學改革的“突破口”，即合理又可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每一個大學的校長都應該是一個改革家，要有改革的勇氣和魄力。

龍希成：自今年5月北京大學推出《教師聘任和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以來，社會上有很多討論，有的爭論很激烈，到後來似乎批評的聲音更多一些。討論中涉及的問題很多，包括大學的官本位問題，教授治校還是官員治校的問題，行政改革與教師體制改革誰先誰後的問題，學術自由的問題，評價教員的學術標準問題（特別是要不要引入校外評鑑甚至國際評鑑的問題），中國的文史哲與國際學術在評鑑標準上可不可比的問題，中國大學應不應該引進外國好的大學管理模式的問題，要不要留本校畢業生的問題，方案對中青年教師是否公平的問題，方案合法性依據的問題，大學應該如何對教員管理的問題，要不要有追求“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的問題等等；甚至大家還討論到這次推進改革的方式，是要採取鄧小平式的“不爭論”還是採取目前這種公開討論的“商議式民主”。

張教授，大家都知道你是這次北大教師制度改革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你雖然有一個關於《方案》的近三萬字的《說明》，但在經過這麼多討論——有些包含對《方案》和《說明》本身的誤讀——之後，社會上仍然很關心你對於所有這些有關大學改革問題的思考。你如何看待這場討論？特別是，有一種批評認為，你是在用企業的邏輯改革北大。您認為這種批評有道理嗎？

張維迎：對改革方案有不同意見，這很自然。無論贊成還是反對，對改革方案的完善都有積極的意義，也有助於引導人們思考有關大學體制更深層的問題。但有些誤解還是有必要澄清。在我看來，北大這次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學的邏輯改革大學。

也許由於我的學術背景，加上我在《說明》中有時把大學和企業作對比，有人誤以為我們是用企業的邏輯改革北大。我很遺憾。其實，我想強調的正是大學與企業的不同，如為什麼大學要有終身職位，而企業不能有。有些學科的教員對搞經濟學的人不以為然，我能理解。但討論改革方案是否合理，應該就方案本身討論，而不應該因“人”廢言。事實上，參與方案起草的人大部分不是學經濟學的，而是搞人文和自然科學的，更不用說決策者了。

為什麼說這次改革是用大學的邏輯改革大學？這涉及到大學的理念。大學的理念是為人類創造知識，傳授知識，傳承人類文明，推動社會進步。這一點大家沒有爭議。但大學的這種理念不可能自動實現。實現這一理念最重要的條件是，大學的教師隊伍是由真正對研究和教學有特殊偏好、最具創造力、最能做出原創性研究成果的學者組成，並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為此，大學必須有一個良好的治理結構，其中，教師的聘任和晉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但不是全部）。

我們必須承認，在總人口中，能擔當起完成大學理念重任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如果教師聘任和晉升制度不能保證教師隊伍由最優秀的學者組成，僅有學術自由是不夠的——事實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自由。這一點我們到後面詳談。北大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想透過教師聘任和晉升制度的改革，保證能在北大長期任教的教授一定是中國最優秀的學者，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實現北大的理念。這就是這次改革的邏輯。

我們認識到，儘管大學的理念與企業不同，但作為一個由人組成的組織，大學與企業在管理方面也有一些共性。比如說，無論學術界還是企業界，競爭都是選人和激勵人的重要機制。我們不能因為企業用競爭的手段，就認為大學不能引入競爭，否則就是按企業的邏輯改革大學。大學的理念必須透過學術競爭來實現（當然，大學的學術競爭與企業的市場競爭也不完全相同，這一點我們也在後面詳談），這是學術自由的應有之義。

趙曉：這次北大改革方案一推出，就引起了轟動，社會上有些人驚訝，這麼大的改革方案一下子推出來，其中的背景究竟是什麼？有一種說法認為，北大啟動這次改革是因為政府給了錢讓搞一流大學，是為響應建設一流大學號召而改革。

張維迎：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如果為了向政府要錢，最好不要改革，因為政府給錢並不以啟動改革為條件。事實上，就財政支援而言，這次改革是要冒風險的：如果北大推出的改革政府有關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