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人文科學的特殊性。人文學科必須要有科學基礎。坦率地講，有些反對的聲音，真不好回答。因為我們討論問題總得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識，如果你不承認這些共識，你從這兒抓一句話，從那兒抓一句話，然後批評，那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我要略微展開一點談的就是，一個學者、一個知識分子在思考社會變革的時候究竟應該如何思考。我想首先他得對得起歷史，十年二十年以後，回過頭來看，你當時說的話究竟是不是出於公共理性。對於知識分子，我們通常強調他對社會的批判性，這是對的，但另外一個同樣重要但卻往往為中國人所忽視的方面就是，知識分子發言時必須要有一種責任感——歷史與社會的責任感。你批判不能是為批判而批判，而是應當為了完成歷史與社會目標。你批判一個東西不行當然可以，但你一定要負責任，能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來。

知識分子的公共理性，歷史與社會責任感在面對重大改革時更是重要。這是因為，批評現有制度，你可以不提出建設性的東西來，你批判的目的就是促其改革；但你批評一個改革措施的時候，你一定要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來。這是我的看法。

龍希成：如果北大主要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進會怎麼樣？比如設立“北大高等研究院”；像光華管理學院、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似乎都是增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