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和淘汰機制，動態來講是不可能的。比如說有人退休，新招的人馬上提教授，這不太可能的，因為有試用的問題。有一些院系，像歷史系，哲學系，教授的比例可能很高。以後再想到北大當教授，我理解，主要不是內部競爭，而是說要跟整個社會競爭，跟其他大學競爭。將來你只要合格就能當教授，而不是說三個人都合格，但只有一個名額，兩個人就評不上教授，而是如果三個人都合格，三個人都能當教授。崗位是對所有教員的崗位，而不是對教授的崗位。

這樣的話，我們三個人可以合作寫論文，如果我們三個人都表現得很優秀，三個人都當教授，我們就勝過了外部的競爭。但是目前要一下子取消名額限制還很難，這涉及到院系本身的管理和自我約束等問題。

6。2　改革的法理依據

改革的法理依據

趙曉：你前面談到的，我理解主要是改革的合理性問題，但關於北大的改革，有人對它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維迎：首先我要說明，北大的改革方案是完全符合國家法律的，聘任制在《高教

法》裡早有明確規定，只是沒有具體執行。可以說北大的改革完全符合整個國家改革的精神和大環境。

撇開這一點不談，我們看一下法治的歷史，法律本身就是一個變化的過程。雖然任何已有的法律都是維持穩定的，但社會本身在變化，因此法律條文也要相應變化。所以，從法哲學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就不能僅僅從現有的法律條款看問題，那就是相對於合法性（Legality）的概念，還要有更高的一個概念，即合憲性Legitimacy）的概念。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

合憲性實際上講的是合法的必須是合理的。理想的狀況是法和理完全一致，但現實中，由於環境的變化，法和理會發生一定程度的分離。為什麼需要變革？就因為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變革本身就體現為對現有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社會規範進行改變。因此，我們考察變革特別是學者討論變革的時候，應站在更高的高度，即我們是否正在創造一個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更高價值的制度，有時可能就不能簡單用現有法律去看。當然，變革當中涉及到具體的人的時候，你或許要按照現有的法律給他一些補償等等。不過，這是兩個問題。

打個比方，一條高速公路要從一個村子透過，有意義的問題是修這條公路是否合理，討論修公路合法不合法是沒有意義的。但村裡的居民如何得到補償，就是個法律問題。

法律是對過去經驗的總結，是社會正常的行為規範，但不是對未來變革的指導，指導變革的總是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思想，並以此突破現狀，更好地適應現實需求，然後再透過法律的變更把變革肯定下來。所謂發展與改革的關係，其實永遠是這樣一種在法律穩定與改革之間的互動。

趙曉：但是共產黨鬧革命，總體上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援，顯然是有更深層的合法性。

張維迎：其實，古代儒家強調“天命”，就是這樣一個意思。順乎自然、天命就是強調人性，強調民眾的利益，以此去衡量你這個政權是不是還具有合法性。你不能說因為你的皇權是繼承來的，你就有合法性。繼承來的權力只有低層次上的合法性，但要是當政者不能為民眾辦事，就失去了合法性。所以孟子講，君主幹了壞事怎麼辦？規勸，勸三次他不聽，就把他推翻了。這就是合憲性（Legitimacy）的概念。

趙曉：歸根結底，改革或者乾脆說“變法”本身就是打破不合理的法律，創造更適合的法律，並且用更合理的法律代替不合理的法律的過程。

張維迎：是這樣。學術上關於法律有所謂實證法與自然法的爭議。從實證法來看，所有由國家頒佈的法律都是合法的，但從自然法來看，只有符合人性的、符合公共價值的東西才是合法的。或者，我們說，法律其實有惡法與良法之別。像英美這種普通法體系，之所以被公認為最有效率的法律體系，就是因為它有不斷適應變化的能力，一旦出現新的問題，老的法律的伸展性很大。

為什麼說鄧小平偉大？是因為鄧小平改革給中國歷史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不是說鄧小平有這個權，他就是合法的，而是說鄧小平提出的這項改革，符合人類發展的大方向，是能夠提高中國人民的福利水平的偉大的改革。

趙曉：但是，為什麼法學院有些教師對這次改革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張維迎：法學家和律師是有區別的。律師總是受他的委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