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花國家的錢，也懶得去申請那些研究基金，但出了很好的科研成果。有的人什麼基金都申請，花了國家好多錢，但並沒有做出象樣的學術成就，但他們找錢越來越容易，這就太荒唐了。評價一個教授，我們要真正激勵他，就是要按照他的產出，而不是投入。花錢太多，研究成果應打個折扣才是。

但是按產出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偶然性。研究工作有時候也是有運氣的，有時候運氣好，就跟種地一樣，風調雨順，撒下種子，麥子稻子都發芽了。有的人運氣不好，就是出不了結果。好多自然科學研究就是這樣，特別是實驗學科更是如此。現在人們一般以為自然科學是科學，而社會科學不是科學，自然科學家往往看不起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因為研究的物件太複雜，出大成就的一定是些絕頂聰明的人；但是也因為它複雜，誰都可以渾水摸魚，這就壞了社會科學家的聲譽。在社會科學界，人才的分佈是一個非常寬的帶，有很笨的人也有絕頂聰明的人。自然科學界的智力分佈就相對窄一些，太笨、沒有經過嚴格的科研訓練肯定不行，但是做出一些成就也不一定需要絕頂聰明的人。有好多的實驗，你可以不斷地試，試幾十次，上百次。我在牛津的時候有一些朋友是搞實驗的，搞晶體的，種下去後就去旅遊了，回來後發現長出來了，就高興得不得了，沒長出來就蔫了，又得重做。可能有這種情況，與運氣有關，比如說你寫一個題目，研究國際恐怖主義的，“9？11”之後馬上就吃香了。但是這些都是可望不可求，每個人都只能認認真真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選拔教授的工作，只能由同行來做，不可能靠外行。你的研究做得好不好，只有和你領域相同或相近的人，才能說得清，所以在選拔教授的時候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威脅是什麼？就是五個字——“武大郎開店”。從人性角度講，每個人都不願意別人超過自己，比自己更優秀。當然也不希望別人和自己差的太遠。比如你是一個優秀的學者，你不希望同事比自己水平太低，因為太低了就沒有辦法對話了。富人也是這樣，他希望別人不如自己富有，但也不希望窮人太窮，因為窮到一定程度以後富人就有危險了。所以最理想的是，別人過得可以但是自己比別人更好一點，如別人開一輛桑塔納，他可以開一輛奧迪車，而不是他開一個賓士，別人坐一輛馬車。學校的新教員要由現有的教授來選。我怎麼會願意選一個比我好的人，在學術地位上和聲望上超過我的人？假如我覺得有些人好了以後就可能把我替代了，我就沒有位置了，那我就更不能選拔這樣的人了。制度上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怎麼讓大家避免“武大郎開店”呢？

這就是我要講到的大學在試用期之後的終身職位和學科的末位淘汰的問題，也就是Tenure制度問題。Tenure制度一般被認為是用來保證學術自由的，它最初也確實和這個有關——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因為發表了校董事會成員不喜歡的言論而被開除了，於是美國全國教授協會建立了Tenure制度。但它最重要的作用並不在於此，而且Tenure制度能否保證學術自由本身就很難講。如果只有拿到Tenure的教授才有學術自由，那是不是說拿Tenure之前就沒有學術自由呢？顯然不能這麼說。

Tenure制度與我們過去的鐵飯碗是不一樣的。拿到Tenure的教授是經過試用期後嚴格選拔出來的，鐵飯碗是隻要你拿到飯碗就有飯吃。其實我們的鐵飯碗倒是沒有能起到保護學術自由的作用。我更看重的是這種終身制在人才選拔中防止“武大郎開店”的積極作用。假如我是一個教授，系裡已經有十個教授了，如果我們再選一個人，他比我好，下次我就被淘汰了，那我當然就不願意選他了。但是假如我的位置本身是穩定的，選了再好的人，他的學術地位超過我，我也不會被淘汰，也還有飯碗，那麼我“武大郎開店”的積極性就小一點，因為我受到的威脅小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教授們拿到這樣一個穩定的位置，使得他們在評價新人的時候不會過於恐懼。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每一個教授的位置都是相當不穩定的，都可能被淘汰，那麼大家想會有一個什麼結果呢？每一個教授都惶惶不可終日想著怎麼樣來維持自己的位置，而維持自己位子的最好辦法就是不招聘比自己好的人。現在我們讓一部分人放心，他們的位置是不會動搖的，再有優秀的人進來他們的位置也是不會變的，那他們就沒有後顧之憂了。這就是為什麼選終身的或是一般的教授決策要由有Tenure的教授來決策，沒有Tenure的人就有利益衝突了，你上去了我就上不去，這就不合適了。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