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力的年齡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研究性的工作。對研究做得特別好的教員，還可以適當減少他們的教學工作量，以作為對他們的獎勵。

北大的改革，誰是最大的受益者，有人說是教授，這是不對的。其實真正得到好處的是年輕教員。年輕教員過去一旦留校，就跟丫環一樣愛怎麼使喚就怎麼使喚，有成就也是導師的，就是梯隊裡也是最下邊的那部分。以後不是了。以後講師、副教授、教授是同等地位的，包括申請研究基金以後更要偏向講師和副教授。不是說你是教授你就一定能夠得到錢，要按照研究能力而不是資歷分配資源，同等情況下應該優先副教授和講師。梯隊這個概念完全是錯誤的，完全是家族化管理導致的，老大沒有娶到媳婦老二絕對不能娶，如果這樣去做，哪有學術平等呢！北大改革真正實行了，真正受益的是年輕人。在國外當一個大學教授，你要僱人給你幹活，你要申請到錢，你沒有本事申請不到錢就沒有人給你幹活，你的成就會越來越少。我們可不是這樣，我當了教授的話我留我的人，學校出工資分房子，你就得幫我幹活，這樣多舒服。如果你七十歲了，你老師八十三，那你還得等著，他過世了你才能成為學術帶頭人。國外的教授你要研究，經費就得自己申請，講師、副教授也是這樣，你要申請到錢，然後僱用一些博士生、研究助理來給你幹活，他們願意，因為跟你幹活得到訓練，以後才能找到工作，所以說這樣的改革對中國的教育是革命性的變化，但好多人看不到這一點。

我們的教育，無論是初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有素質教育和知識教育兩個方面。知識教育的成績相對容易衡量，你考進大學來是一類是二類就大概知道了，素質教育就沒有辦法考核，所以教員往往就不重視素質教育。這是激勵機制的扭曲。為了鼓勵素質教育，就不能過分激勵知識教育。

1。8　校長治校　教授治學

校長治校教授治學

接下來我們講的問題也是大學治理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教授治校還是校長治校。在學校中誰應該最有發言權，應該誰說了算？教授說了算行不行？我個人認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教授能不能說了算還要看這個教授是怎麼當上的。在所有的組織當中誰說了算肯定是依賴於你是怎麼選上來的，選擇你的程式是怎麼樣的。在我們現在這個體制之下絕對

不能教授說了算，如果教授說了算我都懷疑有人會很快把這個學校賣了。教授治校的前提是教授做出的決策一定是符合大學理念的；而只有教授是以追求知識、追求創新為使命的人，他才會真正維護這個學校的名聲，才會真正按照一個科學的標準去決策。蔡元培，大家都認為他實行的是教授治校，其實他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換教授，如果沒有換教授就不可能有教授治校，就不會有蔡元培的輝煌，不會有北大的輝煌了。陳獨秀來了，李大釗來了，這些人來了才可以讓教授治校。

一句話，教授的權利有多大應該看這個教授是怎麼當上的，教授隊伍是如何組成的。即使在這個前提下，我想也不能把問題過分簡單化。大學越來越複雜，涉及到大量行政性的事務和技術性的事務，比如資金的分配，學科的調整，究竟應該發展哪個學科不發展哪個學科，可能不應該教授說了算，校長要享有非常大的權力。這裡，我給大家介紹一些國外有關的研究成果。

全美大學教授聯合會（AAUP）曾於1971年就美國大學中教授參與決策的情況作過一次調查，發現教授參與決策的程度在不同大學有很大的不同，對不同型別的決策參與度也不同。比如說，在584個被調查大學中，教授參與課程決策和教員管理決策的比例最高，分別佔84。08％和74。25％；教授控制教員任命、職務提升和終身教職（APT）決策和個人績效評估決策的比例居中，40。28％；而教授參與學校財務決策的比例最低，僅為15。03％（其中參與長期預算決策的比例僅為7。02％）。美國學者McCormick和Meiners根據這項調查所做的實證研究發現，平均而言，教授參與決策的程度越高，大學的業績表現越差（這項研究發表於1989年的《法律經濟學雜誌》）。他們認為，只有在決策權相對集中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做出高質量的決策，教授可以為管理者提供有價值的幫助，但教授集體參與決策不利於做出有效的決策，因此，一個有效的治理結構要求教員的工作應侷限於投入而不是控制決策。

William　Brown認為，教授對大學事務的最優參與度與決策型別有關。他把大學管理決策分兩大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