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收購華融364億元資產包的決議，等待處置的還有信達資產管理公司1　000億元債轉股，以及華融2　460億元損失類貸款。

銀建撬動資本市場，一手靠政策力量，一手靠國際投行。銀建的最大股東信達不良資產管理公司，打破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之初所確立的“銀行不良資產對口收購”鐵律，累計接收的不良資產規模已接近1萬億元，由此，信達由於處理效率最高成為四家不良資產管理公司的排頭兵，由口接收變成通吃。

銀建是信達消化不良資產的通道：通道的這一頭通向信達的不良資產庫，另一頭通向國際資本市場。信達源源不斷地將不良資產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給銀建，2004年9月以億元出售賬面值達569億元不良資產，創下資產管理公司向非中國內地公司出售不良資產的最低價格紀錄。信達與銀建所獲頗豐：銀建將收購的不良資產再委託給信達進行管理與處置，信達坐收所收回不良貸款總金額10％的管理費，由銀建根據不良資產的回收比例向信達支付相應的獎金，並有可能以債轉股的方式獲得銀建更多的股權。對於銀建而言，在這單交易中，剔除各種費用，只要收回不良貸款2％以上的部分，就能獲得利潤。此舉可謂一箭三雕。

在這一交易鏈中，花旗之類的國際知名金融機構不可或缺。這不僅因為補充資金、維持銀建現金流的需要，更因為花旗等國際知名投行的加入，可以使銀建在國際市場獲得更多的認同，將一隻腳伸向國際市場，這對於信達和中國金融都大大有利。

向花旗借“虎皮”，不過是擁有不良資產處置權的人士不願向國內市場公平分利的一種方法，他們以此方法獲得了最大的收益，也可藉此憧憬未來國際投行的地位。從不良資產處置的利益鏈條來看，獲利的基礎就是不良資產極低的現金回收率。國有資產或者說全體納稅人的權益，透過利益漏斗源源不斷地輸送出去。壟斷的不良資產處置方式，使全體納稅人有可能在創新金融模式的幌子下，被某些利益群體坐而分肥。

不良資產回收率20％？（3）

信達與銀建想借花旗的那身“虎皮”抬升價碼，諳於此道的花旗豈能白借這身“虎皮”？結果自然是水漲船高，有利共享。於是，我們看到銀建以內部人的身份從信達獲取的特殊價格，被大塊分利給了花旗。銀建國際2006年1月公告稱，該公司以億元人民幣的價格買下了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賬面值為億元人民幣的不良資產包，同時以億元的價格將該資產包的50％售予了花旗集團。

此次收購創下兩個“之最”：一是外資收購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的規模之最；二是收購價格僅為資產面值的，創下了外資投行收購中國不良資產的價格新低。

KTH投資管理公司董事總經理、最早將國際大投行引入中國不良資產處理領域的王都在與摩根士丹利交惡後所吐露的資訊是，不管是哪位外國投資大佬，在接盤不良資產之後，並未付出真金白銀，而是重新分銷給國內的投資者，從中賺取差價。

2002年，長城向高盛集團協議轉讓兩包價值40多億元的不良資產，高盛出價億元。價格低到長城各地的辦事處紛紛搶先處置資產，處置價格都高出長城總部開給高盛的價格。這才是真正的市場定價，雖然是無奈的自發之舉。同一年，建設銀行出售給摩根士丹利的35億元不良資產包由於明顯低估而被銀監會阻止。即便是在不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下，這些價格都是顯失公平的。越早處置的資產回收率越高，在兩到三年內無法回收的資產基本上回收無望。

銀建與高盛、花旗的合作還是少數，並非所有的外資都能享受同等待遇，由於利益糾葛、政治因素和不良資產管理公司爭取未來的生存權利等種種因素，中國在截至2004年年底的4年裡，僅向外國投資者出售了面值約近500億元人民幣（合6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

2005年年初，普華永道公司公佈了一份報告，他們調查訪問了40家企業和機構，包括投資銀行屬下的專門部門、不良債權投資基金和其他商業機構，收回17份問卷，比率達到42％。

對國際不良資產投資者進行的調查顯示，所有投資者都把中國視為亞洲的（即使不是第一優先）重要市場，幾乎所有受訪者預期會投資5年以上，外國投資者預留了800億~1　200億元人民幣（合100億~150億美元）在未來3年內投資中國不良資產市場，這只是一筆投石問路的小數目，因為市場分析員普遍認為，中國有高達41　300億元人民幣（合5　000億美元）